□于冠深
孫嘉祥同志的第二部詩集《生活的歌贊》即將付梓,還是讓我像給他的第一部詩集《歲月的歌唱》那樣,題寫書名、撰寫序言。這真是值得高興的事。
嘉祥同志寫詩,總是一往情深,心心念念,樂此不疲。于是,我想到了“貪寫”二字。不錯,就像人們喜歡用“貪玩”二字來描摹兒童耽于玩耍,用“貪活兒”二字來描摹“手腳不適閑”的老農那樣,這里,我以為用“貪寫”來描摹嘉祥同志的寫詩狀態,最合適不過。總之,《生活的歌贊》在短時間里成書,乃是“貪寫”的結果。
該書特色不止一端。這里只講一點,即其中所凝聚著的作者熱愛黨、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切情愫和強烈的責任感。如眾所知,有那樣一些詩歌,或自我欣賞,顧影自憐,或云山霧罩,不知所云。對于這樣的東西,不妨借用古人的兩句詩來評價:“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嘉祥同志的詩歌不是這樣。
具體說來,作者非常自覺地遵循“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古訓,言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之志,載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之道,歌頌真善美,釋放正能量。唯其如此,當我捧讀《生活的歌贊》書稿的時候,便明顯地感到,作者作為一名退休的老共產黨員,其心也拳拳,其意也暖暖,因而很受感染,頗獲教益。
作者曾對我說,一次,他去什么地方交費,一俟報出名字,收費者立即顯出吃驚的神情,說:“您就是孫嘉祥呀,您的詩寫得真好!俺凈拿您的詩教育俺的孩子!”此所謂不虞之譽。顯而易見,只有有責任感的詩作,才能贏得這樣的贊譽。作詩而能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當然應該說是在以詩化人了。孔夫子有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由此,我猜,圣人當年編輯《詩經》的時候,其所掌握的棄取原則和標準,大概是有沒有化人的作用與價值。所以我認為,嘉祥同志的富有責任感的詩作,也是他繼承我國古老詩歌優良傳統的成果。嘉祥同志的詩作所凝聚著的對于黨、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責任感,跟那種只指向自己或個別人少數人的責任感迥異,其所體現的,是集體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詩集中的諸多篇什,我在看到書稿之前,就已聽作者讀過了。蓋因若干年來,我與嘉祥同志隔三差五在電話上聯系。每每摸起電話,便相互詢問各有什么新作。然后相互交流、切磋、推敲。有時說些詩歌藝術創作理論法則一類的東西:什么少些抽象,多些形象呀;什么務去陳言,求發新聲呀;什么別出心裁,獨辟蹊徑呀;等等。
的確,正因嘉祥同志不斷寫詩,我們間才更多地在電話上聯系。換言之,他的詩歌,乃是我們聯系和相互慰藉的一座橋梁。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詩興勃發,詩思縈繞,以至于詩作迭出,欣然,陶然,說不定偶爾還有點兒飄飄然,難道不正似花間漫步,把日子過得接近于藝術了?
書是有生命的,而且可以比人的生命更長久。只要有人在讀,書就一直活著。書的生命當然由人賦予。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也因此有了新的生命——活在書里的生命。同樣,只要有人在讀,人就一直活在書里。正是為了提高自己詩歌的可讀性,作者始終不懈努力。比如說吧,他每作一詩,總是絞盡腦汁地反復推敲,認真琢磨。又比如說,他長期堅持閱讀和背誦《唐詩三百首》。還有,他只要見到好詩,就趕緊抄寫下來。所以我又相信,嘉祥同志的詩歌,是會越寫越好的。在此,打油一首作結:
歲月歌唱姊妹篇,生活歌贊又出版。詩心汪汪碧綠波,凈植亭亭并蒂蓮。水管流出水清清,血管流出血艷艷。賦書生命端由人,人也活在書里邊。
(本文作者系《大眾日報》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