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福李宏升

中國封建社會的許多地方官，往往不因其位而名傳后世，而是因其藝、因其文，或因其道而為人所傳揚。清代的夏津知縣方學成，就因為在夏津任職期間，組織纂修了一部名志——乾隆《夏津縣志》（亦稱《夏津縣志前編》），而為后世念念不忘。

清革積弊關注民生

方學成，字武工，一字履齋，號松臺居士，安徽省旌德縣華坦人。

雍正八年（公元1729年）冬，方學成到夏津縣代理縣令，他一到任就立即召集僚屬，周諮利弊”“ 之后，下決心清查革除“積弊宿累”，立志在夏津做出一番事業來。

當時的京杭運河夏津段因“受漳、濟、衛、汶之水”，經常泛濫成災。每至夏、秋汛期，方學成“必親躬河干，督率鄉民，晝夜防護，風雨凌暴，淋漓被體弗惜”。次年，方學成正式被授任夏津知縣。此后，他帶頭捐資，陸續修筑城池、學宮，并創建了收容鰥、寡、孤、貧的“普濟堂”、“育嬰堂”；在他的倡導下，城隍廟、社稷壇、山川壇、八蠟廟等古跡得以保全。

到乾隆七年離任前，方學成在夏津度過了12個年頭。他為官“嚴以律己，不名一錢”“，蒞任十余載，自奉儉約，依然寒素之風，身無長物”； “務以教養為先”，為政 尤“慎刑獄”，對待百姓“儼如家人父子”，使夏津這個本來既“疲”“瘠”“彈丸之地”“，歲時豐稔，又 的 日有起色”了。

精心編纂乾隆《夏津縣志》

方學成代理夏津縣知縣后，認為清初修成的兩部《夏津縣志》和明嘉靖《夏津縣志》，都有所不足。思考再三，方學成決定要在自己任內編出一部質量上乘的《夏津縣志》來。

他組織了一個多達22人的修志班子，自任總裁，教諭梁大鯤任纂修，縣儒學訓導、管河主薄、巡檢、典史皆羅織其中任職，并由14名廩生、庠生充當采輯。方學成提出了“勿遺、勿濫、勿隱、勿飾”的修志八字訣要求。在編纂過程中，方學成“薄書之暇，往來其間”，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夏津縣志》同舊志相比，有不少獨到之處。縣志修成后，刊刻費用頗巨。方學成便向邑內紳士募捐，但只籌到所需費用的一半，他就慷慨解囊墊支。歷時十六個月編纂成的志書25萬字，于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刻印成六冊，綿紙線裝。1934年由時任縣長謝錫文重為鉛印，改稱為《夏津縣志前編》。民國所修縣志稱為《夏津縣志續編》，聲稱“全遵方（方學成）志體例修志”。《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乾隆《夏津縣志》給予高度評價。其著錄說：《夏津縣志》十卷（清乾隆六年刻本）。“知縣方學成修……是志搜羅甚富，編纂亦佳。于舊志多所改正增益，綱目既備，記載亦詳。每篇之前，冠以小序，議論考據，皆精當簡明。是志修時，以明志太殘，清志太略，因取二志采其長，而補其遺，書中尤注意于身會狀況、民生疾苦，洵足為從政者之所本，豈只供征文考獻已哉。”

刻苦鉆研成方志泰斗

方學成在擔任夏津知縣期間致力于修志實踐，并對方志理論頗有研究，在方志事業發展中作出突出貢獻。他博學善文，從乾隆《夏津縣志》中所收入的方學成的詩文來看，其可謂文白俱佳，功力頗深。方學成所具備的以上特質，為他主持編修《夏津縣志》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他除主修《夏津縣志》外，還修纂了安徽的《黃山志》、《寧國府志》和《旌德縣志》。他在方志理論方面提出了地方志“資治、存史”功能，認為地方志有兩種作用，一是記錄“古今言行得失”，為現實政治服務，以求“補偏救弊”；二是令后人以昔為鏡，為改革政治提供依據。由此看出，方學成以志輔政的目的是相當明確的，這也是使其成為中國方志學泰斗的根基所在。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編著出版的《地方志續修指南》一書，稱他為“皖籍修志名家”，一點也不為過。

方學成的文學著作較多，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記，有《松華館（室號）合集》13卷、《讀黃合志》1卷、《華南先德述》一卷、《宛陵方氏著述八種》26卷等。他寫的《石壁賦》和《旱澇吟》等長篇敘事詩，文采達到很高水平；他謳歌家鄉山水風光，兼懷李白、胡瑗等文化名人來旌川游覽的《游石壁次胡安定韻》古風詩，收錄在清嘉慶《旌德縣志》中，成為后人研究李白、胡瑗來旌德的考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