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福王艷松

近日，筆者在平原縣某村民家中發現一塊明代嘉靖元年（1522年）的《臨邑縣集賢鄉第壹里社鄉約碑》。該高108厘米，寬60厘米，厚9厘米。頂寬370厘米，腰高160厘米。碑文內容為臨邑縣知縣張偉發布的集賢鄉貫徹落實《洪武禮制》實施鄉約制度的公告。

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里社鄉約碑變得越來越少，其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目前，省內只發現“蒙陰縣龍王莊鄉約碑”和“臨邑縣集賢鄉第壹里社鄉約碑”兩塊鄉約碑，它們一南一北，共同見證著明代實行的鄉約制度。

臨邑鄉約碑碑文內容

濟南府臨邑縣為申明鄉約，以敦風化事，抄蒙欽差山東巡撫等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案驗，備仰本縣遵照。

《洪武禮制》：每里建立社壇場一所，就查本處淫祠寺觀毀改為之，不必勞民傷財。仍行令各該當年里長，自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起，每遇春、秋兩社，出辦豬羊祭品，依式書寫祭文，率領一里人戶，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務在誠敬豐潔，用虔祈報。祭畢，就行會飲，并讀抑強扶弱之詞，成禮而退。仍于本里內，推選有齒德者一人為約正，有德行者二人副之。照依鄉約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惡者各書一籍。每月朔一會，務在勸善懲惡，興禮恤患，以厚風俗。鄉社既定，然后立社學，設教讀，以訓童蒙。建社倉、積粟谷，以備兇荒，而古人教養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則雨陽時若，五谷豐登，而賦稅自充，禮讓興行，風俗淳美，而詞訟自簡。何待于催科？何勞于聽斷？而水旱盜賊亦何足慮乎？此敦本尚實之政，良有司者自當加意舉行，不勞催督。各將領過鄉約本數，建立過里社處所，選過約正約副姓名，備造文冊，各另徑自申報，以憑查考。其舉之有遲速，行之有勤惰，而有司之賢否于此見焉。定行分別勸懲，決不虛示等因。

奉此。除遵奉外，合將備蒙案驗內事理刻石立于本社，永為遵守施行。

大明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知縣張偉

明代鄉約制的由來

明代為里甲制，以十一戶為一甲，十甲為一里，各設甲首、里長（城關區域稱坊長、廂長）。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里增老人一職，選里中50歲以上老人擔任，三、五名不等。

鄉約制度也稱鄉里自治制度，是宋代以來縣以下基層組織社會管理的模式。它是由推舉或奉官命在鄉里中管事的人，組織里人訂立的共同遵守的規約，做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從而達到基層社會和諧穩定，生產有序發展。中國古代的社會管理，朝廷只管理到縣，縣以下則實行鄉約制度。

千百年來，中國人為了追求人與人之間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樣的理想境界，發展出這種鄉治理論。鄉約是自治的一種體現。由鄉民自動、自發地制訂規約，處理眾人生活中面臨的治安、經濟、社會、教育、禮俗等問題。

明嘉靖初年，禮部正式檄文全國，舉行鄉約。嘉靖五年（1522年），應天巡撫陳鳳梧行文南直隸各地，積極倡導和推廣建立鄉約里社。

明代基礎社會治理重要物證

鄉約最早出現于宋代。陜西藍田呂大臨、呂大防兄弟于1076年首先創立了“呂氏鄉約”，被視為我國古代鄉約的源頭。其主要內容是揚善懲惡，對鄉里社會實行教化，在鄉里社會提倡互敬互愛、患難與共的淳樸社會風氣。

千百年來，中國人為了追求人與人之間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樣的理想境界，發展出這種鄉治理論。鄉約是自治的一種體現。由鄉民自動、自發地制訂規約，處理眾人生活中面臨的治安、經濟、社會、教育、禮俗等問題。

到了明代，在統治者的推動下，鄉約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據《明史》記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倡設“老人制度”，希望通過“里設老人，選年高為眾所服者，導民之善，平鄉里爭訟。”而明代最著名的“鄉約”，莫過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一代心學大師王守仁（王陽明）親自起草制定的《南贛鄉約》，其主要內容有：選德高望重的人當任約正、約副等職，每月召開一次全約會議，糾惡揚善；強調相互幫助，調解民事糾紛；維護社區治安；進行社會監督；移風易俗，力行節約等。

王守仁學問堪比朱熹，且官至“中丞”，他的思想對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其訂立“鄉約”之舉也不例外，影響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