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黃河泛濫成災，治河工程需要的柴草交易量十分巨大——沿河草市發育成村落

今日黃河上的濟齊大橋（資料圖）。王志偉攝

□張中海

據宋《太平寰宇記》記載：“德州安德縣，渡黃河，南鄰齊州臨邑縣，有灌家口草市，頃者成德軍于市北十里筑城，名福城，城垣隔黃河與齊州臨邑縣對岸。”這里說的草市，即柴草買賣的集市。福城，就是由渡口村落的草市發展而來的一個小鎮。

那時，河堤修防渡口主要材料就是柴草，汛期到來之前，柴草必先收集歸垛，而由于需求量無算，每戶每丁都有上繳數額，當地草木早擄掠已盡且大戶人家都是花錢購買，這樣，就有大量柴草由專業采薪打草者從遠離河岸的山川坡地涌入，草市由此形成。既然柴草可以買賣，其他生活、生產用品亦借草市聚至于此，商戶也因而聚集。流民安頓下來，自然也需要壘三兩間草屋的，草市也因此而成集鎮，其催動力還是河，河水，治水工程。

日本學者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說，宋代沿河村鎮或小都市，或形成于河邊，或形成于驛站，或形成于關隘，其前身都是草市——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這些資本主義的萌芽確乎有它萌芽的本意：繁茂于野地的草，草捆、草束，市上的草，雖然集于市上的時候它已干枯，但是它卻鮮鮮亮亮地頂著資本、現代河工意味的露珠而萌發……

以莊宅起名的小鎮有三鄉、徐村、袁村……由館驛發展而來的有張店、郭店、新店、蕭館、土樓……以關隘渡口得名的如集津、靈河、臨津……其中，滄州等當時邊境地區的二十多個鎮較為發達，居住人口主要是流亡逃難的流民，為了防止邊境游牧族的攻擊，還盡量采取散居形式。所具有戶數，元豐時比太平興國時增二至三倍，新流入客戶占全戶比數已達25%—50%上下。最明顯的增加發生在太平興國到元豐年間，也就是976年～1085年一個世紀中。據《元豐九域志》記，河北、河南古澶州周圍，有八個鎮是新形成的村落，平均每年增加236戶。

從散戶到聚落到村鎮，再從城邑到國家，河流的孕育作用顯而易見。公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是尼羅河邊杰里科，大概幾百個村民。到公元前3100年，整個下尼羅河谷已統一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埃及王朝。公元前1000年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也出現亞述帝國、巴比倫和波斯帝國，人數都達百萬。而黃河邊，村落大約出現在公元前7000年。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宋治平四年（1067）春天，禹河故道襄城縣到汝州南薰門間的黃河大堤上，一個身著長袍官紳模樣的人，不時停下車子，于晚春的風沙中，和絡繹不絕的流民搭話，旁邊的隨從則掏出紙筆，匆匆地記著什么。官紳模樣的人是汝州同判張恂，遵宰相富弼之命，來河堤調查流民情況。

流民有乘大小牛車的，有騎驢、騎馬的，有挑擔的。一輛牛車所拉有的是一家老小，大多則是三兩家合伙。6日實地調查，張恂粗略計算，共遇上600余戶，他們大多住在各州縣鎮旁的小旅館。寒食節后，堤上停止施工，這些出夫修堤的農人卻不愿再回到遠離河邊的老家。張恂苦口婆心勸他們回鄉，但他們卻決意受苦受逼也要留在這里——與古老中國農民安土重遷、故土難離的鄉俗相反。黃河洪水及洪水所興的河堤工程，一旦把他們從故園逐出，他們就已不是原來的他們了。這些流民好像早就約定了一樣，紛紛說：“盤纏已經用完了，回不去了。”

而那些被去年洪水沖散到各處現在又聚起的原住民，望著泡在河底的村莊，無家可回，也在河堤上逡巡、游蕩。從祖宗、宗祠等等深厚綿長的聯系中抽身而出，從原來田疇籬笆間跑到這一覽無余的河堤上，還有什么東西能給他們以扯不斷的鉗制？如果沒有土里刨食的束縛，如果沒飯吃，那不就鋌而走險？

富弼冒險做此實地調查，是為了給皇上上疏《論河北流民》。調查是為了找出下一步對策，對策之前先要摸清底細。結果，調查將流民分為五種：被迫返回原籍的，去了其他州的，按人口領取官田的，改行從事采薪捕魚的，按人口領取官粟的。其中有分到一頃灘地的，顯然已違反當時朝廷的既定國策。

直到1099年，也就是宋元符二年十一月，才有皇帝詔書：“河北路黃河退灘地應可耕墾，并權許流民及災傷第三等以下人戶請佃，與免租稅三年。”首次以國策公開允許流民申請租種國法原先不準私有的黃河退灘地。

流連河堤遲遲不還鄉原來是盯上了大水退后的新淤地，朝廷決策從此也有了一種歷史性進步。雖然還是讓他們以原先老家的田畝遷換至黃河灘，一河兩岸，但是給這些有著醞釀革命危險的流民有了一個安頓。

是的，總得有個安頓，決口早堵，滲漏的也已夯嚴，大水歸其道，小水潤其田，河堤才會牢固安全。

河邊的一個個小鎮由此生成。

（本文節選自作者著《黃河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