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
方學(xué)成雍正八年（1730）冬到任，乾隆七年（1742）離任，在夏津縣當(dāng)了12年縣令。
他到任時還只是“署縣事”，就是代縣令，然而他卻沒有“打短工”的心態(tài)，一到任就察民情、訪民苦，召集下屬“周諮利弊”，決心清查革除“積弊宿累”，立志為夏津百姓做些實實在在的事。他通過實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的運河因“受漳、濟、衛(wèi)、汶之水”，經(jīng)常泛濫成災(zāi)，就在夏、秋兩季修堤防汛，天天赤身跣足，跟老百姓一起吃住在大堤上，“必親躬河干，督率鄉(xiāng)民，晝夜防護，風(fēng)雨凌暴，淋漓被體弗惜”，為百姓的事廢寢忘食。
到任第二年秋，他蓋了一間房。
他的住所在縣衙大堂后面，住所大門和大堂之間有片空地，他把它們簡單的搭上頂，裝上門框，把住宅門和大廳連接起來，他為這個二堂取名為“親民堂”。“二堂可以隨時以受事察訟，引而近之，有家人父子之誼焉，當(dāng)使民易親。”這樣他就可以和百姓像一家人一樣隨時見面了。他還提醒自己，百姓的好惡就是自己的好惡，“不以形分勢遠自拘，而以家人父子之誼相待。喘息呼吸，其氣必通；疼痛慘怛，有觸而感。”為此，他在親民堂的東西兩面墻上分別寫上唐代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和《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意在提醒執(zhí)政者要順應(yīng)民意，而《捕蛇者說》卻是在嘲諷苛政擾民。方學(xué)成對這兩篇文章“朝夕誦之，以自觀省。”
方學(xué)成在任上嚴以律己，不名一錢。“自奉儉約，依然寒素之風(fēng)，身無長物”。他慎刑獄親民風(fēng)，把夏津這個本來“疲”“瘠”的“彈丸之地”治理得“歲時豐稔，日有起色”。到了1735年，也就是乾隆元年，新朝改元，全縣安定祥和，“五榖穰熟，既熟而豐，士女協(xié)和，國以寧謐，吏民皆安于無事。”而此時，已經(jīng)修了三年的縣衙大堂也投入使用了。
一間大堂竟然修了三年？
原來，縣衙大堂已經(jīng)用了280多年，早已不能正常辦公。縣志記載，方學(xué)成“私念國家賦稅日減，度支有限，既無公帑可請，功令綦嚴，亦無罰鍰納贖可充公用，且連值水旱，元氣始復(fù)，又不敢重?zé)┟窳Γt之既久，未敢以舉。因自節(jié)縮清俸以時繕葺，歲凡三更，始克訖工。”意思是縣里收稅少，也沒有什么罰款之類的資金可用，百姓生活剛有好轉(zhuǎn)，為了不給百姓增加負擔(dān)，方學(xué)成就自掏腰包，對大堂進行修繕，他自己財力有限，所以用了三年才完工。工程竣工，他興奮之余，取朝廷和百姓“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之意，為大堂取名為“和寧堂”，并做《和寧堂記》，后來他又為和寧堂立碑一通，做《重修大堂碑記》永志紀念。
他在《和寧堂記》中提到“上下和親而不相怨，由于道民之有道，而上亦用足而下不匱。”即說朝廷想要做到上下和寧，就不能讓老百姓對朝廷有怨氣，朝廷也不能對百姓敵視，朝廷要懂得順從民意，這樣，朝廷用心對百姓，百姓也會信賴朝廷。在《重修大堂碑記》中他又教育百姓：“務(wù)敦孝弟，隆禮讓，尚節(jié)儉，誦詩書，崇本抑末。”而不要“犯上斗狠，習(xí)詐偽，作奸盜，恣奢靡，兢為游惰”。
這兩間房，對方學(xué)成來說，一間裝的是國，一間裝的是民，一國一民，就化成了裝在他心里的一塊碑，一塊愛國愛民之碑。也就是這塊碑，讓他永立于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