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時代，我常纏著父親講他過去的事。
　　1930年，父親出生在一個窮苦農家，還在襁褓之中，父親就沒了娘，她病死于瘟疫；3歲時，父親又沒了爹，家中唯一的頂梁柱累死在地主家中。年幼的父親不得不和兩個哥哥一起，與家中唯一的長輩——爺爺相依為命，靠討飯為生。
　　那時候，很多老百姓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要飯這門“生存技能”對他來說并不是什么恥辱的難以接受的事情。
　　開始小哥仨走村串戶挨門去要，可常常轉一天也要不到幾口吃的。慢慢地他們摸出了門道——不能往高門大戶去要，這樣的人家不光有看門護院的，還養著狼狗，根本進不去門；也不能到窮苦人家去要，這樣的人家多半也是要飯的，哪有多余的給你？只能去那些不上不下的家庭去要，而且最好是趁著炊煙剛落的時候，這樣才好討到飯吃，碰上好心人，即使討不到干糧也會被施舍到一碗高粱、麩子之類的。
　　有一次小哥仨到了離家5里的偏遠村，來到一家門前，可憐巴巴地開口要飯吃。男主人問他們是哪村的，我伯伯說是小王村的。主家又問：“你爹叫什么？”伯伯說出了名字，男主人不禁痛哭失聲：“孩子們，我是你們的舅舅啊，快進來吃吧。 ”
　　父親說，那是他記事以來吃得最飽的一次。
　　還有一次，是大年三十，哥仨在討飯回家的路上撿到了一只死野兔，高高興興地拿回了家。父親的爺爺給他們燉了，還蒸了一鍋菜團子。父親問：“爺爺，今天管飽嗎？ ”他爺爺禁不住老淚縱橫，哽咽著說：“孩子們，敞開吃吧……”父親說，那是他記憶中第一次吃肉，好香。
　　年復一年，父親和伯父“頭戴蘆花冠（破棉帽）、腳穿噴地虎（破鞋子）”，走東村串西莊，吃百家飯穿百家衣，不知挨過多少白眼，受過多少屈辱。這一切，在父親8歲時有了改變。“盧溝橋事變”后，1937年8月，村里的地下黨員在上級黨組織支持下，成立了農村黨支部，并組織起一支“抗日游擊軍”，打鬼子除漢奸，打土豪分田地。地主跑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土地，父親終于不用討飯了。
　　可剛剛能吃上飯，父親又得了天花。當時得上這種病，如果治療不及時，必死無疑。多虧住在村里的游擊隊軍醫，把父親從死亡線上給拉回來，然而卻落下了一臉痘坑。每每講起這段過往，父親總是一邊摸著臉，一邊說，是共產黨幫他撿回了這條命。
　　1940年，黨支部組織村里辦起了學校，10歲的父親高高興興地走進了學堂，因表現優秀，又于1947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考入師范學校，畢業后成為一名人民教師，自此真正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父親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自己的今天。
　　如今，父親早已從工作崗位退休，享受著退休金和醫保，還有老黨員補貼，每年還常有人看望他，他非常滿足。
　　父親常教誨我們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他，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常告誡我們要知黨恩、念黨恩、報黨恩，一輩子聽黨的話、跟黨走，為黨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劉明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