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八路軍“挺縱”在樂陵成立后，縱隊司令部接辦了油印刊物《烽火》（原名《血花》），后改由中共冀魯邊區特工委宣傳部主辦，一周一期，十六開本；10月下旬，刊物改為報紙，定名《烽火報》。起初報紙是每周兩期，一、六出版，有時也出時報，四開四版，每期印數2000到3000份不等.
　　1940年，《烽火報》達到全盛時期，發展到石印機五臺,工作人員120余人，總印數達5000余份。這份報紙成為邊區影響最大，出版時間最長的抗日報刊，是邊區抗日軍民的主要精神支柱。《烽火報》除報道邊區新聞外，還能夠及時報道國內外重大新聞，對邊區軍民及時了解國內外局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報紙與中共中央的《新華時報》、新華社油印消息等報紙保持著密切聯系。消息來源除轉載中央新聞、消息之外，一些黨政軍領導人也親自為報紙撰稿、寫社論。李先念為報紙寫了《勝利在望》的社論，宋任窮、肖華、王卓如也為報紙寫了很多文章，如《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統一戰線》《最后勝利屬于我們》《反攻的時刻即將到來》《冀魯邊區的形勢和任務》等。地委、專署、群團組織和各縣的領導人也都為報紙寫文章，尤其是邊區文救總會主任呂器寫稿最多，內容通俗易懂。還有一些文藝性歌謠與鼓詞，干部戰士與邊區人民群眾很喜歡閱讀，爭相傳閱。
　　報紙經常刊發一些對敵宣傳的稿件,及時揭露國民黨妥協投降派的陰謀，對敵偽軍政人員進行攻心戰。 1941年秋，《烽火報》報道了寧津縣大隊一舉繳獲日軍兩挺機槍的消息。因為日軍幾次下鄉搶糧都撲了空，便改變主意，裝扮成趕集賣菜的百姓下鄉偷襲，將兩挺機槍裝入麻袋，綁在小平車上推著，后邊跟著一隊稀稀拉拉、松松垮垮偽裝的日軍。早就得到消息埋伏在青紗帳里的縣大隊戰士，等到日軍走近，先開槍打死了推小車的日本兵，緊跟在小平車后面的六七個日軍慌了神，撲向小車，七手八腳想把裝在麻袋里的機槍拖出來，可是綁得太結實，怎么也拖不下來。縣大隊的戰士們沖上公路，沖著敵人又是幾槍，剩下幾個沒死的日軍拼命逃回了據點。戰士們用刀割斷繩索，抱起兩個麻袋迅速隱沒在青紗帳中。他們打開麻袋一看，是八成新的機槍。沒花多少代價就從日軍手里繳獲兩挺機槍，這在當時是個了不起的勝利，《烽火報》一報道這個消息，立刻被邊區軍民廣泛傳播。
　　1942年12月，為適應抗日戰爭形勢的需要，《烽火報》與冀魯邊軍區政治部的《前進報》合并，改組為《冀魯日報》，成為邊區機關直屬報紙。各專區都設有報紙通信員，并建立統一協調的轉運站，將報紙和其他對敵宣傳品輸送到敵人后方廣為傳播，報紙影響更為深遠。據點里的偽軍，一見到報紙和其他宣傳品，就都老實幾天，盤算個人前途，有的甚至偷偷為我軍做事。
　　1944年1月，冀魯邊區和清河區合并建立渤海區，《冀魯日報》與清河區的《群眾報》合并，改為《渤海日報》。《烽火報》及后來的《冀魯日報》，引起了日軍的極度恐慌和惱怒，多次以報社和印刷廠為目標進行突擊“圍剿”。社長兼總編輯傅國光、編輯李亞民慘遭殺害。為防備敵人的破壞，報社的印刷、出版始終都是在地下室秘密進行，并經常變換印刷地點。每次轉移都是在夜深人靜時，幾十名戰士和抗日群眾肩扛車拉，悄無聲息地把每臺重達250多公斤的機器轉移到新地點。 5年間，先后轉移了20多次，共挖建了40多個地下印刷室和倉庫。
　　紙張問題是出版報紙最大的困難之一。剛開始，所用紙還能從敵占城采購后偷偷運來。漸漸地，日偽軍加強了對紙張的控制，嚴禁紙張出城，使得根據地經常鬧紙荒。為解決這一難題，邊區政府于1940年7月辦起了自己的造紙廠，很快試制出了質量較好的毛頭紙，解決了邊區的紙張之需。
　　從1938年秋季《烽火報》創刊，到改稱《冀魯日報》，《烽火報》出版了4年，共印470期。期間，《烽火報》根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始終如一地宣傳和發動魯北冀南一帶人民群眾全面抗戰，鼓舞了邊區軍民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使深陷黑暗中的人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樂陵市委黨史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