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修身齊家”的說法都很熟悉，但這個“家”具體是什么意思？現在說起“家”，一般都是兩口子加個小孩的核心小家庭。但先秦時代說的“家”，則指規模更大的社會中間組織，是一種小共同體，規模比現代核心小家庭大得多，是社會治理的重要部分。《論語》《禮記》都提到過“百乘之家”，意思是能出動一百輛戰車的“家”，一些“家”內部還有家大夫、室老、家相一類的家臣，所以先秦的“家”是有較大規模的自治小共同體。
　　很多人解讀“家”字，根據字形臆測說是家庭在室內養豬。但從甲骨文來看，“家”最初是指祭祀先公、先妣的宗廟，如“上甲家”“妣庚家”“報于家”“侑家”“奏家”。意思是祭祀上甲、妣庚這些祖宗的地方，舉行“報”“侑”這樣的祭祀，并且伴隨音樂演奏。所以，“家”字里面那個“豕”，不是養豬，而是給祖宗吃的祭品。“家”是祖先崇拜的地方，通過祖先崇拜和祭祀的緬懷，可以將死者、生者的精神凝聚在一起，形成柏克所說“死者與生者的共同體”。
　　從王到諸侯和各級貴族都有家，歷組卜辭稱“王家”、典賓卜辭稱“我家舊老臣”、午組卜辭稱“家亡震”，可見商代從國王到大貴族都有家。周人貴族也以“家”而自豪，《尚書·金滕》《酒誥》《君奭》，銅器《蔡簋》《克鼎》《望簋》《康鼎》銘文都記載“王家”，周王首先有自己的“家”，才能掌控局面。大貴族也稱“家”，《卯簋》《毛公鼎》《叔向父簋》《叔夷镈》等銘文中，毛公、榮伯、叔向父、伯和父等豪族貴族都自豪地談論“我家”。
　　杜正勝談道：“封建宗族是一個政治體，古代文獻稱作‘家’，也是具體而微的國”。殷周時代“國”的規模極小，大多是以一處小堡及其周邊村落為中心，散布在廣袤的原始森林之中，星羅棋布，不同于今人所感受到的巨大民族國家。所以當時“國”與“國”之間疆場之役，“不過如今村邑之交哄”（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而“家”又是此種規模極小之“國”的微縮，因此規模更小，但又比現代人熟悉的核心小家庭更大，是一種真實有效的自治小共同體。
　　“家”是小共同體，其中包括了家族成員與各類家臣，內部親密互愛。如商代非王無名組卜辭《乙》八八一六，多次占卜問貴族家內“多臣”“多婦”不會生病的問題，這些“臣”和“婦”都是“家”的成員，因此得到家族長各種關心（彭裕商：《非王卜辭研究》）。《禮記·曲禮上》記載，貴族乘坐家臣的馬車，雖然駕車的人身份低微，但乘車的貴族在接過挽索之時，按一下駕車人的手，表示謙謝。《曲禮下》說，各級貴族對“家”中的男女老臣，都不能稱呼“名”，而應用更尊敬的“字”，大夫對自己的家臣，都要“答拜之”。朱熹提到，當時貴族“待臣仆如子弟，待子弟如臣仆”。傅斯年也感嘆“那時人民對于那時公室的興味何其密切”。正因為“家”內部親密互愛，因此《小雅·黃鳥》提到外邦之人“不我肯穀（善）”，“不可與處”，希望要“復我諸兄”，“復我諸父”，一定要回到宗族親人的共同體內部。
　　先秦貴族有家，有姓和氏，還有家譜和宗廟，清楚地知道自己祖先和龐大的親戚圈子，并通過家族財產形成自治水平較高的共同體。相比而言，平民一般是散沙化的狀態，沒有姓、氏，也沒有對遙遠祖先的記憶，因此無法形成有效的共同體治理組織。古代夏威夷的酋長，就嚴格禁止平民記錄自己祖先的世系（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而傳統的歐洲、日本社會，平民也沒有姓。姓是貴族特權，并伴隨著家族的徽章和相關財產、共同體的繼承權。歐洲、日本平民普遍獲得姓，要晚到十九世紀，貴族社會逐漸解體，民族國家興起的時代了。
　　中國的平民普遍有姓，這個在人類歷史上非常少見，至遲在西漢晚期，社會最底層的平民也擁有了自己的姓。因為秦朝毀滅了所有先秦的貴族世家，漢代平民的精英便嘗試模仿先秦貴族，去建立姓和家族組織，《潛夫論·志氏姓》《風俗通·姓氏》中就收錄了漢代平民新建立的世家共同體。當然，漢代的姓還比較隨意，比如田千秋后來改為車千秋，京房以前姓李，但隨著重建“家”的過程，姓日漸穩定并普及開。
　　“家”的重建，在秦漢以來的危機中，成為中流砥柱。一是重建了生育文化，重建了造血機制，“中國五胡入侵能抵住并再造新生，歸功于大家族”（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二是徐復觀所說：“宗法中的親親精神，乃成為我國兩千年來，社會組成的堅韌的紐帶；也成為我國能渡過歷史苦難的真實力量。永嘉之難，能渡江南去的，或渡隴西去的，多是強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國文化于夷地之中的，依然是強宗大族”。□李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