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達”，這是杜甫說的，詩圣所言，今人大多不會有什么意見。但這里我說“文章憎喧嘩”，雖然讀起來也像模像樣，心里還是忐忑的。倒不是對這個論斷本身缺乏信心，而是怕有些“不合時宜”。　　
　　喧嘩，首先是狹義上的喧嘩，是客觀環境的喧嘩。毛澤東當年在鬧市中讀書的故事人們早已耳熟能詳，鬧市自然是極盡喧嘩之地，把在鬧市中讀書當做一種對自我專注的磨練，可見這種喧嘩的狀態確實是不利于讀書的，對于寫作恐怕就更甚之了，即便有的寫作者天生對外界的喧嘩“抗性”較強，但倘若要在安靜與喧嘩之間二選一，必然也是首選安靜之地。　　
　　然而，還有一種“廣義”上的喧嘩，便是社會交際、人情世故的眾聲喧嘩。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作家也要生活在社會關系之中，一不小心，人際間的種種喧嘩就會入侵到寫作的心靈化境。觥籌交錯聲中，以人情應酬為緣由生出的“酬謝文章”，便也是喧嘩中的產物了。雖然確實也有一些作家擅于此道，但對于大多數的寫作者而言，這種文章因其并非全然從心靈深處汩汩而出，和他們真正全身心灌注的心靈之作相比，顯然也是要落于下風的；寫得多了，對才華更是一種消磨和損害。　　
　　這并非憑空猜想，在我們日常收到的稿件里，一望而知的“酬謝之作”確實存在，而這些作品與作者原有水準的差距，也是一望而知的——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呼吁寫作者全去做社會的絕緣人、避世的苦行僧，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不合時宜”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文章憎喧嘩”，在這個無法絕緣于喧嘩的時代，寫作者又該如何自處呢？我想，至少要保有的，是對喧嘩的自知，時刻清醒地了解哪些寫作是真的“走心”，哪些是“走過場”。只要對文字的判斷力還在、對寫作的真誠初心還在，即便身處鬧市喧嘩，好的作品也早晚會從心靈靜謐處生發出來吧。□馬 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