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在德州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五四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使之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五四運動起因于收回山東主權。自1918年11月25日開始，山東人民為收回主權進行了一系列抗爭活動，形成了以濟南為中心，以山東各社團為主體，以通電為主要形式，強烈呼吁北京政府堅持公理、取消密約、維護主權的社會活動。對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京及全國各地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山東的群眾愛國運動在德州特別是沿津浦鐵路的部分縣很快引起強烈反響。在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的帶動下，德州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燒了起來。

在濟南讀書的齊河縣學生楊云峰、鄒冬嚴、王子綽等人，受濟南學生會派遣來到齊河縣，他們到縣城高等小學演講。經宣傳發動，100多名學生很快組織起來，成立了學生會，推舉孫道敦為首領，到校長室跪地請愿。學生們說：“校長，國家快亡了，我們也來罷課了！”請愿過后，學生們在操場上排好隊，敲鑼打鼓上街游行，一路呼喊口號，散發傳單。游行過后，齊河高等小學和桑業學校舉行了7天的集體罷課，廣泛開展演講，查禁日貨。在學生們的感召下，一些商人也很快組織起來，成立“十人團”（即每十個人為一個小組織，互相監督抵制日貨。）抵制日貨。集體罷課后，學生們不顧反動當局的禁令，分組回到家鄉進行宣傳，利用集市慷慨陳詞，開展演講。主要內容是：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科學；收回青島和膠濟鐵路；抵制日貨，號召成立“十人團”。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延伸到農村。

1919年5月28日，德州師范講習所、第一高等小學、第二高等小學等學校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集合在第一高等小學（呂家街小學）操場，舉行示威游行。游行隊伍每人手持小旗，上寫“抵制日貨”“收回青島”“懲辦賣國賊”“打倒帝國主義”等標語。游行隊伍途徑火車站馬家溜口街（今商業街）、太平街、南門口，沿途高呼愛國口號。各校還組織學生到街頭宣傳，勸告民眾不買日貨。到商店盤查日貨，有不良商人偷運日貨，被學生查獲，當即燒毀。6月13日，博文中學（今二中）學生罷課，并發表罷課宣言書。6月19日，山東赴北京請愿團83名代表路經德州，各校師生去火車站歡迎，群情激昂。請愿代表團向師生表示決心：“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1919年6月11日，武城縣各校學生在縣高等小學召開大會，成立武城學生外交后援分會，聯絡紳、商、學各界，于6月13日召開全縣國民大會，學生馬杏林在大會上激昂慷慨，當場咬破手指，血書“良心救國”，以示愛國決心，此會在全縣產生極大影響。

陵城區宋集村宋建謀畢業于德州高等小學，在本村任教。五四運動爆發后，經常步行30多華里來往于家鄉和德州之間，到母校打聽運動消息，尋找進步書刊、傳單，利用集市設場演講。劉辛莊村正在土橋學校上學的王鳳岐，以少年特有的勇敢投入到反帝愛國行列。他自己出資置辦了油印機、銅鼓、銅號，和進步師生一起上街宣傳，號召抵制日貨。他講述帝國主義屠殺我們同胞的罪行時義憤填膺、聲淚俱下，在場群眾無不為之動容。以宋集、土橋一帶為重點的愛國運動很快在全區展開。

平原縣城內高小、蠶校、商校的進步師生也走出校門，開展宣傳活動，發動群眾抵制日貨，有的學生因“過激”而被校方開除。

臨邑縣城高等小學學生召開大會，邢耀榮等4名學生當場向縣當局寫血書，表示誓與國家共存亡的決心。縣圖書館和高等小學的學生聯合起來，張貼標語、設宣傳棚，組織演講團，喚起民眾，齊心救國。在學生的感召下，一些商人也很快組織起來，成立團體抵制日貨。在縣內彌陀寺附近的群眾，趕走了美國宗教特務代牧師。

五四運動爆發后，禹城市在京、津、濟各學校的學生們回到家鄉，高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旗幟到街頭進行宣傳講演。年僅12歲的馬毅之（禹城第一任縣委書記）也召集一群小學生站在街頭列隊歡迎，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的口號。

寧津、樂陵、慶云在天津進步學生的帶動下，夏津在濟南進步學生的帶動下，也舉行了集會和游行示威，組織罷工、罷課、貼標語、發傳單、檢查抵制日貨，深入農村宣傳新思想、新文化。

五四運動在德州大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潮。在運動中，涌現出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新的先進分子。并由此引起一場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以賈迺?、馬馥塘、李宗魯為代表的一批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很快成為德州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發起人。1924年春，賈迺?創建了德州第一個中共黨支部——齊河里仁莊黨支部，成為山東省最早的農村黨支部之一。之后，各縣市區也相繼建立了早期的中共黨組織。德州成為全國黨的活動開展最早的地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