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冠深 

孫嘉祥同志的第二部詩集《生活的歌贊》即將付梓，還是讓我像給他的第一部詩集《歲月的歌唱》那樣，題寫書名、撰寫序言。這真是值得高興的事。

嘉祥同志寫詩，總是一往情深，心心念念，樂此不疲。于是，我想到了“貪寫”二字。不錯，就像人們喜歡用“貪玩”二字來描摹兒童耽于玩耍，用“貪活兒”二字來描摹“手腳不適閑”的老農那樣，這里，我以為用“貪寫”來描摹嘉祥同志的寫詩狀態，最合適不過。總之，《生活的歌贊》在短時間里成書，乃是“貪寫”的結果。

該書特色不止一端。這里只講一點，即其中所凝聚著的作者熱愛黨、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切情愫和強烈的責任感。如眾所知，有那樣一些詩歌，或自我欣賞，顧影自憐，或云山霧罩，不知所云。對于這樣的東西，不妨借用古人的兩句詩來評價：“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嘉祥同志的詩歌不是這樣。

具體說來，作者非常自覺地遵循“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古訓，言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之志，載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之道，歌頌真善美，釋放正能量。唯其如此，當我捧讀《生活的歌贊》書稿的時候，便明顯地感到，作者作為一名退休的老共產黨員，其心也拳拳，其意也暖暖，因而很受感染，頗獲教益。

作者曾對我說，一次，他去什么地方交費，一俟報出名字，收費者立即顯出吃驚的神情，說：“您就是孫嘉祥呀，您的詩寫得真好！俺凈拿您的詩教育俺的孩子！”此所謂不虞之譽。顯而易見，只有有責任感的詩作，才能贏得這樣的贊譽。作詩而能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當然應該說是在以詩化人了。孔夫子有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由此，我猜，圣人當年編輯《詩經》的時候，其所掌握的棄取原則和標準，大概是有沒有化人的作用與價值。所以我認為，嘉祥同志的富有責任感的詩作，也是他繼承我國古老詩歌優良傳統的成果。嘉祥同志的詩作所凝聚著的對于黨、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責任感，跟那種只指向自己或個別人少數人的責任感迥異，其所體現的，是集體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詩集中的諸多篇什，我在看到書稿之前，就已聽作者讀過了。蓋因若干年來，我與嘉祥同志隔三差五在電話上聯系。每每摸起電話，便相互詢問各有什么新作。然后相互交流、切磋、推敲。有時說些詩歌藝術創作理論法則一類的東西：什么少些抽象，多些形象呀；什么務去陳言，求發新聲呀；什么別出心裁，獨辟蹊徑呀；等等。

的確，正因嘉祥同志不斷寫詩，我們間才更多地在電話上聯系。換言之，他的詩歌，乃是我們聯系和相互慰藉的一座橋梁。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詩興勃發，詩思縈繞，以至于詩作迭出，欣然，陶然，說不定偶爾還有點兒飄飄然，難道不正似花間漫步，把日子過得接近于藝術了？

書是有生命的，而且可以比人的生命更長久。只要有人在讀，書就一直活著。書的生命當然由人賦予。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也因此有了新的生命——活在書里的生命。同樣，只要有人在讀，人就一直活在書里。正是為了提高自己詩歌的可讀性，作者始終不懈努力。比如說吧，他每作一詩，總是絞盡腦汁地反復推敲，認真琢磨。又比如說，他長期堅持閱讀和背誦《唐詩三百首》。還有，他只要見到好詩，就趕緊抄寫下來。所以我又相信，嘉祥同志的詩歌，是會越寫越好的。在此，打油一首作結：

歲月歌唱姊妹篇，生活歌贊又出版。詩心汪汪碧綠波，凈植亭亭并蒂蓮。水管流出水清清，血管流出血艷艷。賦書生命端由人，人也活在書里邊。

（本文作者系《大眾日報》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