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唐進

　　真正的大師，必然有著崇高的風范和超凡的人格，總能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操守,“珍惜羽毛，不慕浮名”。即便在我們今人看來的一些“小節”問題上，也絲毫不曾有怠。
　　魯迅先生對《紅樓夢》的許多精辟觀點，至今為紅學家們稱道。他在創撰《中國小說史略·紅樓夢》部分時，借鑒吸收了胡適《紅樓夢考證》的成果，明確說明這是胡適考證的結果，“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以示不貪功之心。
　　錢鐘書先生素來親和待人，從不擺大學者的架子。一次,一個叫吳庚舜的青年寫了篇關于《長恨歌》的論文,請他指點。錢鐘書不僅沒有推脫，反而悉心作了修改補充。論文發表前，大為感動的吳庚舜請錢鐘書署名，推辭再三，錢鐘書署下了“鄭辛禹”的筆名，并解釋：《百家姓》中，鄭姓排在吳姓之后；地支中，“辛”排在“庚”之后；古代圣賢中，禹在舜之后。先生一生最厭浮名虛譽，斷然不做與后學爭名之事。
　　1942年夏，郭沫若的歷史劇代表作《屈原》在重慶公演，在連看了幾場后，郭沫若覺得劇中嬋娟斥責宋玉的那句“宋玉，我特別地恨你，你辜負了先生的教訓，你是沒有骨氣的文人！ ”氣勢上不夠，于是便找到飾演嬋娟的女演員張瑞芳征求意見，而張瑞芳雖有同感卻也提不出更好的意見。正在一旁化妝的張逸生便建議將臺詞中的“‘你是’改成‘你這’”。郭沫若聽后連聲稱好，并尊張逸生為 “一字之師”。后來，他又專門就此事寫了文章，表達對張逸生的謝意。
　　由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的《生活》周刊是上世紀30年代一份影響力很大的時事和青年修養刊物。在第二任主編、著名出版家鄒韜奮的主持下，這份小刊物從起初的不足2000份激增到15萬多份，一時間“風行海內外、深入窮鄉僻壤”。由此，社會上很多人乃至業內人士都誤認鄒韜奮乃是該刊的創辦者。而鄒韜奮卻在《二十年來的經歷·現實的教訓》中“為己正名”，寫道：“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創辦的。 ”其實以鄒先生之盛名，即便不作解釋，也無人去較真。老一代新聞人的高風亮節，令人肅然起敬。
　　不貪人之功、不掠人之美，實事求是、不慕虛名，成就了高山景行的一代宗師。而身處“渭水釣利、桐江釣名”世風下的我們，又該從大師們的身上學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