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運河蘊奇香——
“非遺”里的古貝春價值探秘
古貝春集團鳥瞰圖
傳統釀造工藝之“金牌手工班”
古貝春集團原酒庫
□顧金棟
中國白酒是世界上工藝最復雜的蒸餾白酒,其釀造技藝經過上千年的世代相傳與探索、實踐,已形成獨有特色,日益展現出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在京杭大運河德州流域,優秀魯酒企業古貝春集團沿用至今的古法釀造技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為一項可溯至西漢的白酒釀造技藝和當代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兩千多年來穿越時光的隧道,得到完整的保存、發展與傳承,歷久彌新至今仍散發出耀眼的光芒,折射出豐厚的文化、科學、經濟與社會價值。
文化價值
古貝春酒傳統釀造技藝是魯西北運河流域民俗文化的豐厚載體,代表了運河流域特色風土人情與心理偏好,是魯酒文化的典型代表,且具備了完整的生產工藝流程和技藝傳承,可謂中國酒文化的寶貴遺產之一,蘊藏著區域傳統文化最深的根源,保留著形成該文化的原生狀態,是德州運河流域文化的“活化石”。
古貝春酒的所在地德州市武城縣,地處魯西北平原,瀕臨大運河,水質甘美,土地肥沃,盛產五谷,是傳統的農業縣,所產糧食作物水分少,淀粉多,是國家商品糧基地縣。充裕而優質的糧食和水資源,為古貝春酒的釀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武城歷史悠久,春秋時屬晉國,戰國間隸趙國,晉、趙為防御強齊入侵,于此筑城屯兵,成“武備之城”,武城由此得名。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各路文武豪杰都在武城留下許許多多的歷史故事,隋末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率眾揭竿起義,將美酒灑在點將臺被傳為佳話;中華第一狀元孫伏伽御街夸官催生地產名酒“狀元紅”遠近聞名;北周時期武城建制“貝州”更有民謠“喝好酒,貝州走,大船開到城門口”響徹運河南北,將“依河而興”的武城酒業從歷史照進現實。明清時期的“菊酒”“羅酒”更是以一種“液態文化”的形態為世人廣知。
現當代以后,作為非遺項目實踐主體的古貝春集團成為傳統釀造工藝魯酒“運河產區”傳承的唯一廠家,唱響“千年大運河,萬家古貝春”旋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承在這里交匯,形成了古貝春“非遺”獨有的區域文化特征。古貝春非遺因大運河的開通、繁盛而發展,是產品文化、地域文化和品牌文化的高度融合,有著明顯的運河文化烙印。古貝春酒借助非遺走向全國和世界,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和地域酒文化的博大精深,成為了解中國的非遺產品之一。其傳承至今的文化產品,如:混蒸混燒小跑窖釀造工藝、中高溫包包曲生產技術等工藝成果及古貝春酒業志、企業文化宣傳片等均有著鮮明的運河流域釀造技藝的文化屬性;而其沿用至今的年代廠房、明清窖池、蒸鍋甑桶等工具器具,則是當地農業文明發展的生動寫照。此外,為傳承和保護,新世紀以來他們建成的古貝春酒文化館、廠史館、實物館、酒仙山以及老城酒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園區”等,更是進一步豐富了這一非遺文化的內涵與外延,成為傳統文化與地域文化傳習的重要陣地,每年接待參觀旅游五萬多人次。
科學價值
科學價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價值之一。釀酒本身就是科學,古代釀酒工匠對科學釀酒的概念雖然不如現在這樣明晰和深刻,但是他們釀酒的實踐就是一門科學。古貝春非遺最大的科學貢獻就是為后世釀酒總結了經驗,探索了一條成功之路。
古貝春立足于白酒古法釀造技藝,嚴格原酒釀造每一道工序,優選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麥等原料,采用運河水系,經粉碎、拌料、蒸煮、入池、發酵、貯存、勾調等三十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工藝特征表現為“三高一低一長”。“三高”指入池淀粉含量高、酸度高、溫度高;“一低”指用糠量低,“一長”指發酵時間長,使得古貝春酒酒體豐富,醇香凈爽。
在古貝春非遺古法釀酒技藝及精神的熏陶下,古貝春重視對釀酒工藝科學價值的繼承及創新,形成了重視科技、尊重科學的態度及氛圍,科技人才隊伍不斷壯大,科技成果不斷翻新。在古貝春第四代非遺傳承人董褔新、第五代傳承人張延峰等人的帶動下,古貝春工藝不斷得到完善與發展,在窖泥、串蒸雙輪等方面改良的基礎上,改“原窖”為“跑窖”,改“平板曲”為“包包曲”,使原酒取優率、原酒產量、原酒理化指標均得到提升。同時,采用古貝春“雙輪固態發酵工藝”釀造出來的酒,蘊藏大量微生物,這些微生物活力高且性能穩定,在顯著提高發酵質量和效率的同時,對白酒中香味物質的生成、酒質的改善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這些探索實踐和發現不但為提升釀酒質量總結提煉了經驗與數據,同時對生物科學也作出了相應的間接貢獻。
依托古貝春傳統釀造工藝,古貝春集團還承擔了中國白酒169計劃和3C計劃等國家級項目課題,取得專利57項,另有12項成果通過了國家和省級認定,部分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獲得包括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中國酒業協會科技進步獎等在內的國家級、省市級各類科技獎項13項,確保了古貝春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躋身中國白酒行業尖端行列。古貝春院士工作站,在釀酒主要原料重大病蟲害監測與綠色防控、釀酒用大曲曲蟲防治、釀酒副產物——酒糟綜合利用及釀酒原料的選育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對整個白酒行業或將產生不可限量的效益,其科學貢獻顯而易見。
經濟價值
由于非遺的存在形態具有各自獨特的地域特色,最終便形成了各地區不同的地方風情,這就給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特色經濟的融合提供了先天條件,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在現代市場中與市場經濟很好地結合,使其在經濟價值的開發中實現自身的發展。古貝春非遺正是在獨特的環境中發揮了巨大的經濟引領作用,使古貝春服務一方,造福一方,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不僅體現在非遺活躍的明清時期,而且在經歷了幾百年的變遷之后的今天,其經濟價值仍然耀人眼目。
一是它自誕生之日起,就促進了地域釀酒業,尤其是運河沿岸
釀酒業的興起和發展,為當時的經濟發展創造了價值。武城釀酒歷史悠久,其釀酒歷史可追溯到西漢時期,西漢時武城境內曾設立東陽縣,并有“東陽好酒”傳世;從南北朝后期開始,武城曾長時期為貝州治所,隋朝大運河開通后,航運兼灌溉之利進一步刺激了釀酒業的發展。到 了 宋代,“東陽 好酒”已是聲譽遠播,有多種帶有地名字樣的酒壇流傳后世。元代開通京杭大運河,武城沿河釀酒之風持續盛行。在明代《武城縣志》中有“菊酒”銷往外埠的記載,清代《武城鄉土志略》中,有年產白酒十萬斤的記載;“羅酒”在這一帶長年盛行。清阮葵生《茶余客話》記載:“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清末,武城一帶有羅酒技師“酒把式”多人,他們是魯西北白酒古法釀造技藝的傳承人。
二是在古貝春非遺的傳承和影響下,古貝春品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也實現了經濟的增長。1952年,在武城縣人民政府倡導下,魯西北一帶制作白酒的多家酒坊公私合營,組建為“國營武城酒廠”,成為武城及周邊地區濃香型白酒傳統釀造技藝集大成者,于1978年打造出立廠品牌“古貝春酒”,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立“古貝春集團”,出產三角古貝春、五星級古貝春等數十個經典產品,由于其將傳統釀造技藝以多種方式保存下來,被國家商務部評定為“中華老字號”,實現了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
三是古貝春非遺也是古貝春現代條件下發展壯大的助推劑。非遺精神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古貝春人創新、奮進、發展,一直到現在,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頂梁柱。在古貝春非遺傳承和非遺精神的影響下,一直奔跑在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快車道,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紀,主要經濟指標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遞增,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2021年,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古貝春取得了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9%的驕人業績,全員漲薪5.4%,人均增長200元;2022年前三季度,銷售業績仍然保持在高位運行,經濟價值更是明顯。另外,站在文化旅游角度,古貝春已初步形成以現場非遺體驗、老廠非遺保護園區為主要產業項目的工業旅游線路,形成具備吸引力的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也拉動了古貝春經濟的增長。
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標志。1979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澳大利亞國家委員會發布《巴拉憲章》,指出文化遺產對過去、現在及將來的人們具有美學、歷史、科學、社會和精神價值。2008年,《英國遺產保護準則》將社會價值定義為“文化遺產在歷史及社會環境中所承載的地方依戀”,強調了社會價值在文化遺產可持續管理中的重要性,同時呈現出關注遺產與社會關系發展的價值取向。古貝春文化遺產同樣具有很重要的社會價值。
一是古貝春非遺包含了社會對非遺的記憶、情感和教育。傳統技藝歷經兩千多年傳承至今沿用,是研究長江以北運河文化的“活化石”。魯西北一帶歷史民謠、現代傳唱,均有“古貝春酒”痕跡,處處體現古貝春酒在江北運河流域的文化色彩。年華易老,記憶永存,那些留在歷史深處的精華至今記憶猶新,給人思考,給人啟迪。至今那勞動生產的場景,伴隨著運河號子仿佛就在耳邊,讓人們浮想聯翩,感念至深,具有民族自豪感和家鄉認同感,已經納入了當地武城甚至是德州的一種文化符號,也是激勵和教育后來人的一個“活教材”。
二是古貝春非遺的傳承,讓千百萬消費者受益,給社會創造了和諧、幸福、安寧的指數。千年大運河,萬家古貝春,這是運河沿岸廣大勞動人民享用古貝春美酒的真實寫照。在古貝春非遺釀造技藝的傳承影響下,一代代古貝春人發揚工匠精神,一絲不茍,認真釀酒,酒品、人品雙保證,古貝春的白版、國蘊、百年、古貝元、三角古貝春等白酒,滴滴美酒散發著醉人的芳香,傳承著非遺的精神,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安全、可靠、美味的佳釀。
三是在公益性、持續性前提下,古貝春非遺還具有“當代功能”,讓非遺的魅力浸潤到文化空間中,為社會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文化服務。多年來,古貝春相繼建設了酒文化館、酒仙山,創辦了《古貝春報》,組建了古貝春鑼鼓隊、文化藝術團體,舉辦了二十屆文化藝術節,通過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讓人們享受到古貝春的藝術和文化魅力,這些藝術和文化都是對古貝春非遺的一種傳承和延續,讓沉潛在歲月深處的非遺寶藏煥發出時代之光。
當非遺融入現實生活,飲酒、聽故事、過傳統節日都是我們對非遺的享用和延續,社會價值的認定顯示出古貝春非遺的社會性,體現其從“物質”向“載體”和“平臺”的角色轉變,以及作用于當代、關照于社會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回應了古貝春非遺的可持續發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