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擔任臨邑知縣，嘉慶四年升任德州知州——

原遜志：仁心愛民 清白一生

□修廣利 喬明德

原遜志，字孟修，又字可亭，陜西省蒲城縣（今陜西省蒲城縣）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考取舉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進士，候選知縣。乾隆五十六年（1791）選貴州開泰縣，后調山東臨邑縣,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乾隆六十年（1795）任臨邑知縣。嘉慶四年（1799）升德州知州，為官清廉，剛正不阿。

辦案明決詩文傳誦

民國《德縣志》記載，嘉慶五年（1800），德州城東某村中住有兄弟二人，哥哥病重，嫂子正在孕期。5月的一天，哥哥因病去世，弟弟為了侵占哥哥家產，花重金買通接生婆，商定若是嫂嫂生的是男孩，就立即設法將其殺害。不幾天，嫂子果然生下男丁，接生婆堵住新生兒的嘴，告訴產婦生下的是個女孩并且是個死嬰，而后讓其弟弟把死嬰埋掉。弟弟喪盡天良，將剛出生的侄子埋到村南土岡上，然后回到家中。出人意料的是，弟弟的惡行竟被哥哥養的兩條義犬看到，兩條義犬見弟弟離開后，便扒出了孩子，一條義犬臥在原地照顧著男嬰，另一條義犬則跑去男嬰的舅舅家狂吠撓門。男嬰的舅舅見狀，就跟著義犬來到了埋嬰的地方。看到尚在抽搐的外甥，他趕快將其抱起，并送到妹妹的床頭，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男嬰的舅舅將妹妹母子拉回自己的家中照顧，并立即趕去知州衙門報了案。

原遜志接到報案后，馬上帶領仵作等人趕赴現場勘察詢問，最終將男嬰的叔叔和接生婆捉拿歸案，依照當時的法律分別進行了判決，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恰有文人謝九錫（字綸齋，號云村）將其寫成400字長詩《義犬行》，使故事流傳于今。

原遜志在德州任職8年，以德化民，未嘗用刑杖，路不拾遺，百姓不認識官吏，衙門內小路內長滿蓬蒿。時人題其座右贊道：“一春有雨年應稔，三役無權夜不驚。”可作為原遜志執政的真實寫照。

保護碑刻 傳承文化

嘉慶二年（1797），有人在德州城北第三屯的河道內發現了高貞碑，眾人用繩索將其拉于岸上，后再無人問津。嘉慶十一年（1806），山東督糧道孫星衍得到消息后，知道此地原是高氏墓地，此碑肯定價值不菲，便立刻叫上德州知州原遜志和督糧道庫大使沈志水，趕到第三屯，后將碑移至州學欞星門內。孫星衍非常高興，當即寫下韻文一篇，刻于碑陰：“碑浮衛水兮，移之學宮。墓崩弛兮其人傳。惟貴戚之尚德兮，曷借勛名之燦然。我無建樹于茲土兮，獨好古以窮年。愧峴首之羊公兮，庶后人之寧想乎碑前。”還寫了一段跋語記錄此事：“嘉慶丙寅（1806）歲，王孝廉保訓告我，德州衛河第三屯出高貞碑。與知州原遜志、庫大使沈志水移置學宮。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書刊記。”高貞碑與高慶碑、高湛墓志合稱“德州三高碑”。在北朝碑刻中，高貞碑是最著名的石刻之一，是北朝碑刻中方筆楷書的代表作品，點畫清峻勁健，結字穩健俊整，字形微扁，底盤稍大，顯得莊重穩健，在風格上已十分接近唐人楷法。北朝刻碑之所以為世人重視，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碑刻雖大多出于無名氏之手，但在隸楷錯變的過程中，在楷法尚未完全成熟的蛻變時期，爭奇斗艷，呈現出各種風貌。此碑現藏于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

正是由于原遜志和孫星衍對文化的情懷，也促使二人成為知心好友。原遜志經常身著布袍，腳穿方鞋巡行在德州的田野。民有疾苦，如切肌膚，必須千方百計予以解決。孫星衍贊嘆道：“做官像原遜志這樣，才能算是真的愛民。”

積勞成疾 卒于任所

嘉慶十四年（1809），原遜志積勞成疾，臨終之際他對其子原賜澤說道：“我做官以來，自問沒有大罪惡，也沒有自己置辦產業，也沒有為子孫買官，每年不過是給家里數十兩修補房屋，一身不敢枉費。今天以書生而死，其不是大幸嗎！”最終卒于德州任所，德州百姓無不痛哭失聲。他的兒子扶柩還鄉時，僅有一棺和小車數輛而已。原遜志去世后，好友孫星衍為其撰寫墓志銘。原遜志被祀德州名宦祠，其事跡載入《德州鄉土志·政績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