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我師范畢業被分配到臨邑縣教育部門主抓掃盲工作——

人人認字忙 處處是課堂

1956年11月25日，臨邑縣教育局全體人員合影（前排右一為作者）

群眾以極大熱情投入到學習中。王德勝 供圖

□霍興泉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5億多人口，4億多是文盲，全國文盲率高達80%，農村文盲率更是達到驚人的95%。有的地方，十里八村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明確提出：開展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此后，一場大規模的掃除文盲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并于1952年、1956年和1958年掀起3次掃盲高潮。從1949年至1964年，十幾年間，我國有1億人摘掉文盲帽子，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1954年2月18日，包括我在內的48人自平原師范畢業后被分配到了臨邑縣。這一年，我20歲，剛參加工作就加入到了掃盲這場惠及億萬民眾的運動中。

一邊包村一邊辦農民夜校一邊包村一邊辦農民夜校

參加工作后，組織先是安排我到臨邑縣城區周邊學校進行觀摩。不久，我被分配到曹店區李寨完小任高級班教師。

在李寨完小十幾名教師中，只有我是才入職的新人，而且家屬不在身邊，無家務羈絆，所以，任課最多，工作最累。除了教五年級算術、六年級語文和全校6個班的體育、音樂外，還擔任了少先隊大隊輔導員和團區委委員。每天三四節課，加之語文、算術作業又多，每天晚上備課和批改作業，一直干到夜間十一二點鐘。由于我備課認真，方法得當，兩門主課都收到良好效果。

僅過了3個多月，5月下旬，我被提拔為李寨完小教導主任。7月23日，我又被調到曹店區公所負責小學教育和掃盲工作。

曹店區公所原有一名掃盲干部和一名文教助理，兩人常駐村里做催收催種等中心工作，掃盲工作一時處于無人抓的窘況。那時區里雜七雜八的事特別多，一時間掃盲工作進展不大。我有些著急，在區公所住了沒幾個月，就要求組織把我安排到菅寺完小駐地辛集村，一邊包村一邊搞掃盲教育工作。辛集村黨支部書記畢圣敬把我安排到田功大爺家住宿，吃飯在鄉政府。不久我又搬到朱明云大爺家住。我和朱大爺睡一個炕，他知道我年輕飯量大，加上在鄉里每天只吃兩頓飯，于是，每天晚上在炕洞子里烤塊地瓜或者餅子，待我工作回來充饑。

為把掃盲工作做好，我利用駐村的有利條件，在辛集村辦起了農民夜校，組織了百余名青壯年，分男、女兩個班，利用晚上時間學文化、學政治。每班由一名村干部任政治輔導員，一名男教師和一名女教師分任男、女班的文化輔導員。每班還配備了兩名教師，協助教學工作。很快就在全村掀起了學習文化的熱潮。另外，一般性的工作也不再另開群眾會，夜校班下課后講一講布置一下即可，村干部也覺得挺省心。區委、區公所看到這個做法好，很快對我們創造的“辛集經驗”加以推廣，在全區近百個村莊都開辦了農民夜校。“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農閑多學，農忙堅持學，休息期間拼命學”等口號迅速叫響，到處呈現出“人人認字忙，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喜人景象。

掃盲經驗在全縣推廣掃盲經驗在全縣推廣

1955年7月，在臨邑縣文教科半年工作會上，我介紹了曹店區的做法和經驗，后在全縣推廣。一個月后，我被調到縣域中心的五里廟區主持全區的小學教育和掃盲工作。說實話，雖然組織上的決定必須服從，但能否在五里廟區站住腳并打開局面我是有所顧慮的。當時臨邑教育界流傳著一首歌謠：“五里廟區，教育難干；教師難領導，工作難開展；說慢了不聽，說緊了對著干；氣走了文教助理，掃盲干部撂挑子不干。”我思慮再三，去之前向縣教育科馬濟民科長立下軍令狀：3個月改變面貌，干好了留在那里，干不好卷鋪蓋走人。就這樣，我去了五里廟區。

為扭轉被動局面，我首先召開了全區小學教師大會，會上亮明了態度，表達了決心，拿出了辦法。對不參加大會的個別教師我先補課，補課未到再登門，使我在教師會上講的內容人人皆知。隨之吸收各完小校長、中心校長和部分教師代表參加，經反復討論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學校管理規章制度，高標準，嚴要求，一視同仁，獎罰分明，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以比學校秩序、比教學質量、比教師出勤上課和批改作業、比農民夜校辦學質量為中心內容的“五比”活動。一段時間后，全區教育工作面貌有了初步改觀。此后，縣里抽調我搞了一段時間外調，1955年底，調我到縣文教科任社教科員，具體負責全縣的掃盲、機關干部職工的文化教育工作。

自編掃盲教材自編掃盲教材，，學員人手一套學員人手一套

來到縣文教科，我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上下一條心，眾人一股勁，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各方面工作做到齊頭并進。按照當時國家的掃盲任務目標，45歲以下人員要認識1500字以上才算脫盲。掃除農村青壯年文盲，臨邑縣涉及11個區、900多個村莊、近15萬名青壯年，這部分人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提升他們的識字數量和文化水平，意義十分重大。當時，全縣的各類夜校增加到425處，學員11083人。

1956年初，臨邑縣成立掃盲協會。當年秋，在縣教育局（1956年初，原文教科文化、教育分署辦公，設教育科，同年6月，教育科改稱教育局）設立工農教育教研室，配備了12名工作人員和3臺油印機，由我兼任教研室主任。當時尚無統一課本，為增強掃盲的實用性和針對性，我組織工農教育教研室自編《農民識字課本——記工識字課本》上下兩冊作為識字教材。教材立足廣大農民日常需要，內容幾乎涵蓋了全部農事活動。鋼板刻字油印，32開本，參加學習的農民人手一套。一時間，教研室歇人不歇馬，日夜加班趕制教材。

1957年3月至1958年1月，在宿安鄉徐樓村搞“三快”（時間、教材、質量）識字教學法試點，其特點是同音字集中識字，歷時303天，授課260個學時，全部教完《農民識字課本——記工識字課本》，學員37人，全部畢業，達到識字1500個的目標，能閱讀《農村大眾》及通俗讀物。經惠民專署（1956年3月，臨邑由德州劃入惠民專署。1958年10月30日，臨邑劃歸聊城專區。1961年7月，德州專區恢復，臨邑重歸德州專區）抽查驗收，確認參加學習的學員由此告別了“睜眼瞎”，試點經驗值得推廣。

為加強對全縣掃盲工作的組織領導，我充分發揮22名基層專職干部的作用，并由工農教育教研室一名專職副主任具體督導檢查，推廣試點經驗；對于機關干部職工業余文化教育，由機關夜校校長負總責，教員分工劃片，具體組織動員，確保有更多的人到夜校學習。經過采取種種措施，我分管的各項工作搞得都比較出色，縣委宣傳部和縣教育局領導都很滿意。

1958年7月，我離開了教育戰線，調《臨邑大眾》編輯部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掃盲運動，完成了近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教育普及，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