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的保姆縱火案引發關注。該案聽起來像“農夫與蛇”的翻版：6月22日清晨，杭州某豪宅突發大火，除保姆用專梯逃生外，女主人和三個年幼的孩子無一生還。經初步調查，縱火嫌犯正是保姆莫某晶。
??? 但莫某晶跟雇主并無深仇積怨，她月薪7500元，上個月主人還借給她十萬塊買房。據報道，她還染有賭癮，欠下不少債務。這無疑是起極端個案，其反映的最顯性問題，就是作案者無人性。
??? 從輿情層面看，該案有個沖突點在于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系——保姆與雇主。在不少人眼里，二者對應的社會標簽就是“窮”與“富”、“底層”對“精英”，因而將此事置于階層維度去審視。
??? 近年來，輿論場內很多風向在轉向：以往有些人“仇富”，如今喊富二代“老公”現象很常見，秉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仇窮”的人則不少。但貧窮不是種道德缺陷，就算是“窮人”做壞事，也不等于“因窮而壞”。
??? 貧窮記憶的確會塑造很多人的生活習慣。之前公園免費廁紙被大爺大媽們“順”走，就跟以往“窮怕了”有關。可順走“公家”東西，跟罔顧無辜者生死的縱火惡行之間差了幾萬條街。前者只是不好，后者則是大惡。而能邁出大惡這一步的，通常都是人格有問題。
??? 更何況，涉事保姆無論從家境還是待遇，都跟“窮”不沾邊。所以保姆縱火案，跟“窮”壓根沒太大關系。搞仇富或仇窮顯然不應該，該“仇”的是無人性乃至反社會人格，這才是問題關鍵。
??? 摘自6月25日《新京報》
作者：仲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