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問之，今慶云鎮東楊村人，明嘉靖三年（1523年）進士。歷任工部郎中、四川按察副使等職。

張問之可以稱作中國歷史上的知名人物，而他的廣為人知，主要源于他的一部專著《造磚圖說》和上奏嘉靖皇帝的一篇奏章《請增燒造工價疏》。

明清時期，“金磚”是皇家專用的建筑材料。所謂金磚，并非是用黃金制作的磚頭，而是大型方磚的雅稱，是專為皇宮燒制的細料方磚。御窯金磚顆粒細膩、質地密實，敲之作金石之聲，因專運北京“京倉”，供皇室御用，所以稱為“京磚”，后逐步演化，統稱為“金磚”。

金磚的產地是蘇州陸慕御窖，陸慕御窯在蘇州市相城區陸慕鎮御窯村西，位于長江中下游沖積平原，一般為黃色黏質土壤，地表下的中層土沒有雜質，不含沙，是優質的黏土。這種土壤的特殊性，是制作優質金磚的上好原料。明嘉靖中期，朝廷命工部郎中張問之督造五萬塊金磚，多產自陸慕御窯村。

張問之在奉旨督造金磚時，深入陸墓御窯磚廠，了解金磚燒制的各道工序，之后撰寫了工藝專著《造磚圖說》，遺憾的是，今人都未能看到該書的詳細內容。《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四，有《造磚圖說》內容提要。咸豐《慶云縣志》藝文志記有張問之《請增燒造工價疏》。《疏》中例陳陸墓窯戶造磚之艱難、工藝之繁復、成本之高昂，請求皇上開恩為窯戶增加金磚工價。疏中兩次出現“役”字（“責其役于長洲窯戶六十三家”“問之往督其役”），一個“役”字，道出了金磚生產的性質。首先，所謂的御窯，不是官窯，而是被征用的民窯；其次，金磚生產屬于工部指令性生產，無利可圖，是強加在窯戶身上的一種勞役、一種災難。金磚燒造之艱難有三：一是工藝特別繁復，其大工序有8道，小工序多達28道，燒造周期長達兩年，這在磚瓦窯業史中絕無僅有。二是成品磚驗收挑剔，標準極高，對尺寸、色澤、內質、聲響等都有嚴格規定。挑剔而嚴格的驗收標準，致使金磚入選率非常之低。《疏》中說“或三五而選一，或數十而選一”，這是張問之在明嘉靖年間看到的，這種情況延續至清代各朝。明清律規定，金磚不能流向民間，不能作為商品出售，所以窯戶手中大量的存磚，都成為廢品。三是官府所給金磚工料銀與燒制成本相差甚遠。清順治十四年時工部規定，二尺金磚每塊工料銀五錢八分八毫，與普通磚相比，這個工價確實不低，但金磚工價并不是生產一塊算一塊，而通常是生產十塊選其中一至二塊結算工價，再加上燒制周期之長，窯戶投入人力、物力之多，所以官府所給工料銀遠遠抵不上燒制成本。《疏》中說，“窯戶有不勝其累而自殺者”，這是張問之耳聞目睹并寫進《造磚圖說》中的事情。

明代陸延枝在其《說聽》中記載，嘉靖年間，陸墓有一個叫錢鼎的窯戶，因無力完成大磚的燒造任務，帶著官府的定金逃亡南京，后來又到丹陽、無錫等地避難，至歲暮還家，看到的是家破人亡的慘狀，他的長子已被官府索逼而自殺身亡。

張問之在駐蘇州的三年時間里，體驗到了金磚生產的艱難，目睹了“窯戶逃竄過半”“家破人亡”的悲劇。由此，他產生了一個念頭，那就是“乃以采煉燒造之艱，每事繪圖貼說，進之于朝，冀以感悟，亦鄭俠繪流民意也。 ”張問之要效法鄭俠，為民請命。

鄭俠（1041～1119）是福州福清人，字介夫，北宋詩人。宋治平四年（1067年）中進士，后調任京師安上門監門。王安石變法期間，因新法脫離實際，致使百姓不堪重負，民不聊生。鄭俠決意反對新法，畫成《流民圖》并撰寫《論新法進流民圖疏》，一并進呈朝廷，請求罷除新法。宋神宗看到《圖》和《疏》后，采納了鄭俠的建議，下令糾正新法中的錯誤，民荒得到了緩解，民生得以改善。張問之的一《圖》一《疏》，效法了鄭俠的一《圖》一《疏》。

張問之為民請命，使朝廷了解了金磚生產真相，從此以后，金磚價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窯民的負擔也得到減輕。同時，也為后世的地方官做出了榜樣，比如清順治年間江寧巡撫張中元、乾隆年間江蘇巡撫許容、張渠等，都能站在窯戶的立場上，或行文工部，或上疏皇帝，力爭為窯戶增加金磚的工價和對金磚的補貼。

（縣委黨史研究中心劉召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