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的趙延芹住在德城區北廠村東北街，年近不惑的她原本是一家包子鋪的老板。人到中年的她，上有父母，下有幼子，2003年新買了房子，生意也日見起色。2007年的一天，身體感到不適的她去醫院做了一個體檢，病歷上“尿毒癥”的冰冷字眼把她打翻在人生的激流中。那一刻，她的世界漆黑一片，也曾絕望，欲想沉淪，但看到年幼的兒子，天性好強樂觀的她鼓足了勇氣她說：“我想活著，看著兒子長大。”

“兒子一個月都沒有吃到肉了，我很內疚”

    11月5日10時30分，記者在好心人宋女士和李女士的帶領下驅車趕到趙延芹家。還未到她家，記者遠遠地就看到一個短發中年婦女站在路邊四處張望，“你們可來了，我都盼你們一上午了。”一下車，趙延芹就拉起宋女士和李女士的手，親熱地說著話。爽朗的笑聲，大方得體的談吐，讓記者根本想象不到她是一位身患尿毒癥三年多的病人。
    走進趙延芹的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屋里屋外都很干凈整潔，“現在我干不了重活，沒事就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了。”趙延芹笑著告訴記者，自從得病后，她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說：“包子賣不了，只能在家歇著，等著做透析。”而之前趙延芹的包子鋪是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那時候我和丈夫一月也能掙個四五千，生活不說多么富裕，但是也不算太差。”而自從得病后，趙延芹每周要做三次透析，每周的花費就千余元，這讓這個家庭不堪重負。趙延芹介紹，得病三年，光看病做透析的錢就已經花了20多萬了，這其中有11多萬的外債。
    “現在我丈夫打零工每月能掙一千多元，再靠著父親和兩個妹妹的接濟，生活勉強能過得去。”趙延芹在說這些時，表情仍透著一股對病情、對生活的豁達。但當談到自己的兒子時，她的聲音有些異樣，“只是孩子跟著我受苦了，今年的八月十五，兒子都沒有吃到月餅，我清炒了一盤土豆絲，看著兒子悶頭吃菜，我的眼淚就忍不住了，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以前從未虧待過他，但是自打我生病后，他經常是一個月都吃不到一塊肉，這讓我很內疚。”說話間，這位母親的眼圈紅了。

“三年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每天早上5時40分左右，趙延芹就起床煮粥，“我得給兒子準備早飯。”送走兒子和丈夫后，她再接著瞇一會。“但基本上睡不著，昨天晚上我吃了8片安眠藥，還是沒睡好。”而這種情況已經三年多了，三年多來，安眠藥對趙延芹的睡眠已經起不到多大作用了。
    由于尿毒癥的副作用，趙延芹現在每天必須吃很多藥來維持自己的身體狀況。“這是促進鈣吸收的，這是各種維生素，這是防止心衰的，這四五樣都是降血壓用的”，指著桌子上大大小小的藥瓶，趙延芹向記者一一介紹著它們的功用。在生病之前，趙延芹甚至從不知道這些藥物的名稱，現在她不僅熟知這些藥物的功用，而且吃藥已經成為她每天的必修課，她無奈地說：“現在對我來說，吃藥比吃飯重要。”
    中午，丈夫和孩子都不回家。趙延芹通常會熱一下早上的剩飯，自己吃點。“也不是很敢吃，得了這個病，不到真餓的時候不敢吃飯，不到真渴的時候不敢喝水。”下午，妹妹會過來陪她說會話，5點的時候做晚飯。“你說也奇怪了，自打得病后，我是聞不得油煙味，一聞就想吐，特別不愿意炒菜，只有爺倆特別想吃的時候我才強忍著惡心給他們炒個菜。”趙延芹告訴記者，現在很多以前她特別愛吃的菜都吃不下了，“有些厭食，飯量也小了。三年下來，體重從原先的130多斤降到90多斤。”

“我想活著，看著兒子長大”

    “前幾天，一個病友晚上突發心衰去世了，年齡還沒我大呢！”11月6日下午3點，在聯合醫院血液凈化科的病房內，趙延芹有些落寞地對記者說。她是中午過來做透析的，丈夫用摩托車把她送來后就匆匆離去了，“他還要去火車站做裝卸工，不能在這兒陪我。”趙延芹一個人靜靜地躺在病床上，跟記者半開玩笑地說：“很多時候我只有在這張病床上才能真正睡著，不過就一會兒。”
    趙延芹的病房都是做透析的尿毒癥患者，他們的主治醫生孫大夫說：“小趙在我們這兒不算年紀大的，還有比她年輕的。但她的精神狀態是最好的，這讓我們有些安心。”孫大夫介紹說，目前治療尿毒癥的最好方法就是換腎，“這大概需要20萬元的費用，但是換腎后要常年吃抗排異的藥物，即使國產的藥物，一個月也需要七八千元。”單純靠做透析維持生命，孫醫生坦言，并不能保證患者生命能夠維持多長時間，“尿毒癥引發了很多并發癥，很容易突然心衰造成病人死亡。”
    趙延芹說：“我不求能換腎，我只求能有錢做透析，多活幾年，照顧我的兒子，看著他長大，能夠獨立生活了，我也就安心了。”
    目前，趙延芹每周需要做三次透析，一周的費用大概要一千元。借遍親朋好友的她目前只能依靠丈夫每月千余元的工資和父親、妹妹的幫助來維持生活。好心人宋女士和李女士表示，雖然她們給了趙延芹一些幫助，但是畢竟能力有限，希望社會上的熱心人能夠施以援手，幫幫這位可敬的母親，她們告訴記者，“只要有希望，我們就應該幫助她去實現。”

□記者 陳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