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jù)《漢書》本傳，東方朔曾先后“待詔公車”“待詔金馬門”“待詔宦者署”。待詔，據(jù)《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 ”“未有正官”應是指非正式在編的職官。當今，絕大多數(shù)學者受應劭這一說法的影響，又進一步提出待詔是具有候補和臨時性質(zhì)之職官的說法。我認為這一說法不能成立，應劭“待詔非正官”的說法也存有問題。
??? 第一，從“待詔”有無固定員額看。司馬彪《續(xù)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又曰：“靈臺待詔四十一人……”楊鴻年認為，以上太史所屬待詔均有固定員額，并以此作為太史所屬待詔是正官的證據(jù)。其實，此說法無道理。《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這里的“待詔”者是“射聲士”。據(jù)杜佑《通典》卷148《兵一》，漢代每校為800人，是有編制定額的。射聲校尉所屬的“射聲士”雖然有員額限制，但“射聲士”僅僅是對善射士卒的稱謂，并非官名。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序》，漢代的大夫、郎等比秩官則是“無員”的。由此看來，不能以有無固定員額來證明太史所屬“待詔”為官名，當然更不能證明其是否為正官。
??? 第二，從對“除待詔”的解釋看。司馬彪《續(xù)漢書·律歷志》云：“（永元）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歷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 ”《漢書·景帝紀》注引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楊鴻年也認為，“‘除’字乃是漢世任命官吏的用語”。據(jù)此，楊氏認為“待詔”可以被“除”，它就應該是正官。其實，此說法也欠妥。《史記·田叔列傳》末補褚先生曰：“任安……后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shù)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 ’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后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 ”對此處之“三老”，后人多有解釋。元初方回《續(xù)古今考》卷十二“縣三老”中就指出了“三老”與有秩、游徼的區(qū)別：“鄉(xiāng)有三老，三老在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齒表率其鄉(xiāng)，非吏也。”近人嚴耕望又明確指出，漢代三老“有位無祿”，與正式在編的嗇夫、游徼、亭長等，性質(zhì)“絕殊”。安作璋、熊鐵基著《秦漢官制史稿》也說：“三老不是行政職務，也無俸祿。 ”以上古今學者的說法，現(xiàn)已由尹灣漢墓簡牘《集簿》《東海郡吏員簿》得到了確證。由此可見，與“除為三老”不能證明“三老”是職官名一樣，“除待詔”也不能證明“待詔”就是職官名，當然更不能證明其為正官。
??? 第三，從東方朔有“俸祿”的情況來看。《漢書·東方朔傳》：“（上）令（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東方朔對武帝）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余，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西漢末年“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不難理解，百石以下之“佐史”包括在了“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之中。據(jù)顏師古注引《漢官名秩簿》的說法，“佐史月奉八斛也”。又據(jù)有學者對居延漢簡的研究，一般佐史的月俸為600錢。以此來看，《漢書》本傳言東方朔“奉祿薄”至“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 十”，未達佐史秩祿的最低標準。因此，
??? 不能以東方朔的“俸祿”來證明“待詔”
??? 是職官名，當然更不能證明其為正官。
??? 第四，從終身為普通“待詔”者的情
??? 況看。經(jīng)檢索，武帝時期有名或有名有
??? 姓的“待詔”有東方朔、公孫弘、枚皋、吾
??? 丘壽王、蔡義、聊蒼（《嚴助傳》作“膠
??? 倉”）、饒、安成等八人。《漢書·藝文志》：
???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待詔臣饒心
??? 術(shù)》二十五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shù)》一
??? 篇”。聊蒼、饒、安成等三人的著述或署
??? “待詔金馬”，或署“待詔臣”，說明他們
??? 三個武帝時人終身未能晉升，一直為
??? “待詔”者。《漢書·董仲舒?zhèn)鳌吩唬骸皾h武
??? 帝曰：‘……今子大夫待詔百有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shù)，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又據(jù)《漢書》本傳，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以此看來，吾丘壽王應屬董仲舒所率“待詔百有余人”之一。這說明董仲舒所率“待詔百有余人”，除吾丘壽王，其余絕大多數(shù)與聊蒼、饒、安成等三人的情況相似，也應是普通“待詔”。至于“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及“靈臺待詔四十一人”中的大多數(shù)，當然也是普通“待詔”，也多終身未能晉升。由此來看，“待詔”不可能是具有候補和臨時性質(zhì)的職官名。
??? 第五，從征召的基本條件看。待詔或出于上書求試，或出于大臣舉薦，最后由皇帝征召。其征召的基本條件，如應劭所說，是“材技”。在漢代人看來，有“材”主要指能通六藝群書、善作詩賦，有“技”則主要指懂數(shù)術(shù)、方技。而漢代選官，雖然也重視有“材技”者，但還是更重視有“能”者。《漢書·張敞傳》：“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這條史料很具有典型性。從征召的基本條件看，“待詔”也不可能是官名。
??? 綜上所說，待詔既不是官名，更不是具有候補和臨時性質(zhì)之職官。不過，由于“待詔”是由皇帝親自征召的，具有特殊性，人們自然會將其作為“官”或“吏”來看待。上引待詔“奉祿薄”“除待詔”等說法，正是這一情形的真實反映。鑒于此，說待詔是一個“非吏而得與吏比”的職位，可能更合適些。
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李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