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文

　　 我生長在德州農村，一輩子都沒有脫離農業戶口。
　　在文革“停課鬧革命”的年代，我18歲初中畢業那年秋末，就投入到修河大軍中。修河是農村四大累（修河、筑堤、拔麥子、脫坯）之首。我和同村的幾十名男勞力一起，推著獨輪車和鋪蓋柴草步行來到工地，在河坡上支個帳篷住下來。第二天就開始了繁重的勞動，每天早晨5點天還不亮就上工了。一直干到晚上七八點鐘，三頓飯就在河坡上吃，吃完了不休息接著干。吃飯是玉米面窩頭和鹽水白菜湯或者蘿卜條，兩天一頓饅頭。限量每人1.5斤面的6個大饅頭，我和大伙一樣一口氣咽到肚里，相當于現在我兩天6頓飯的主食。我們第一次修河的力氣小，就照顧我們拉坡。游山玩水的朋友都知道，在45度的陡坡上往返走快了都困難。而我們是拉著裝得滿滿河泥的獨輪車上下飛跑，每天十幾個小時，算不清跑幾十公里。手上磨出了血泡，腿酸痛得一夜都緩不過勁來。中間有5分鐘的喝水時間，我舍不得那點空，寧愿渴著也躺在河坡上美美地睡一覺。那時候，每年必須參加一次為期一個月左右的修河，就因為自己是農民呀！所以做夢都想：什么時候也能換成非農業戶口呀！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的戶口政策有了變化。不知道從哪年開始，農民交5000元錢就可以轉成城鎮戶口了。當時有許多條件好的農民，為了不再讓孩子承擔修河的義務，就花錢將戶口轉出來了。那時我也想，自己經過這么多年的磨練，承受農民的勞苦已經習慣了，可說什么也不能讓兒子再走這條路。當我經過幾年努力把錢攢夠了后，就和夫人商量，女兒沒有修河義務，就給兒子買了戶口吧，誰知道夫人堅決不同意。她說：我不是心疼錢，這樣他們就會沒有壓力，也就沒有動力。現在不同于我們那個年代了，教育制度改革了，要相信自己的兒女經過努力一定能成功。我覺得有理，就把錢攢下來當兒女的學費。結果呢，兒女雙雙考取重點大學，兒子成為空軍航空大學的飛行教員，女兒在南京大學讀博士即將畢業，戶口也自然地由農村轉到城市，在城市安了家。
　　現在，農村機械化程度提高了，勞動強度越來越小，國家早就不讓農民承擔修河任務了，而且免除了幾千年的皇糧國稅，這幾年還給農民種地發放補貼款。好多城鎮居民開始羨慕農民的生活，那些花錢買城鎮戶口的人開始后悔起來，有的開始千方百計往農村轉戶口。可是國家沒有政策，他們的戶口轉不回來，沒有工作，也分不到耕地，生活還沒有農民好哩！因為戶口的關系，村里照常分給我耕地，可兒女們說什么也不叫我再受那個辛苦，就把地無償地讓給別人種了。一生追求的戶口夢，早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