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枚祖國郵電部上世紀70年代初發行的普通郵資封,雖然普通,但它鐫刻著海外僑胞的一份故鄉情。
建逸是德州人,上世紀40年代他和愛人芝蘭同時畢業于同濟大學電磁專業。畢業后,芝蘭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隨著上海的解放,建逸沒能登上飛往香港的飛機,從此與芝蘭30年天各一方。但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建設,讓這些知識分子有了發揮才能之地,從虹口電廠到新安江電站……祖國建設每一天都煥發出嶄新的面貌,作為建設者之一,建逸心中感到無比的自豪。
50年代末,芝蘭給建逸寄來一封信,從此建逸成了“壞分子”。漫長的十余載批斗,讓他身心疲憊。70年代初他和全國各地的30多個“臭老九”被下放至齊河縣的農場,面對蒼涼的曠野,他大聲吶喊:“人民的新中國呵,我真的是壞分子,無可救藥了嗎?”背后傳來一個回答的聲音,“建逸同志,您不是壞分子,德州的建設需要您,黨派我來接您了。”“同志!終于有人叫我同志了!”建逸抱著來人痛哭了半天。當天,他們30多個人由這位領導帶著上了解放車,夜晚來臨的時候,來到了德州,當晚,他們被安排到了30多戶電業職工的家中,質樸的笑容,暖心的話;杯杯姜糖水,熱氣騰騰的雞蛋荷包面;火炕頭上平整暖和的熱被窩……融化了壓在心頭十余年的積雪。
從此,建逸一直工作、生活在德州,并逐漸愛上了集郵,花花綠綠的郵票伴他度過了許多思念的不眠之夜。
1979年初的一天,建逸在報紙上看到中美建交的公報,想起了日夜想念的愛人芝蘭,報著試一試的態度,他給芝蘭寫了封信,來到郵電局的郵政柜臺,工作人員對他說,發這樣的國際信函必須先接受有關部門的審查,并經局長批準后才行。但審查機關給的答復卻是“不行”。在失落的彷徨中,他給郵電局長打了個電話,當他怯畏地說明情況后,對方居然讓他到辦公室詳談。
遲疑中,建逸推開郵電局長辦公室的屋門,一個50歲上下的魁偉中年人帶著和藹可親的微笑把他迎進門:“同志,我姓徐,你就叫我老徐吧……”并為建逸倒了一杯熱氣騰騰的白開水,這和藹可親的笑容消除了建逸的怯懦,如同見到可推心置腹的人,流著眼淚把他和芝蘭的經歷一一進行了敘述。“建逸同志,你是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你的情況我一定向上級匯報,你把信留在我這里,我以我的人格做擔保,一定爭取把它發給你遠方的愛人。”
幾個月后的一天,建逸正在單位繪制圖紙,一個電話打來,問:“建逸同志嗎,我是郵電局老徐啊!能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嗎?你愛人芝蘭給你回信了。”他急匆匆地趕到徐局長的辦公室,顫抖地接過芝蘭的回信,激動得一句感激的話兒也說不出。徐局長說:“不用謝我,要感謝,你就感謝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吧!”后來他才知道郵電局徐局長把他的情況及時向上級做了匯報,時任郵電部長的朱學范同志費了很大周折,才幫他找到身在美國的愛人芝蘭。
從此,家鄉的各級領導對建逸和他的愛人芝蘭無微不至地關心和關懷,芝蘭來過德州,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建逸也去過美國……再后來,建逸和芝蘭決定定居美國,分別的時刻,郵電局徐局長贈給建逸這枚電力工人圖案普通郵資封說:“建逸同志,你是電業職工,經濟發展電力先行,這些年你為德州的經濟發展做了很大貢獻,這枚郵資封是對電力工人的贊頌,把它送給你,希望今后看到它,就想起德州,就想起德州的人,并把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講給在美國的海外僑胞,希望他們都能回來看看。”
“這枚電力工人圖案普通郵資封許多美國的朋友和集郵愛好者向我索要甚至想高價購買,我都婉言謝絕了,因為這不是一枚普通的信封,‘她’是我的摯愛,在‘她’身上寄托著我對故鄉的憧憬;珍藏‘她’的歲月沁透了我對往昔故鄉大地和人民的感恩。”建逸說。
□記者 楊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