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忠山東省著名作家、學者，德州市運河文化藝術促進會會長。武城人。自1972年迄今，共發表小說、戲劇、散文、報告文學、學術論文等作品 200余篇（部），200余萬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電影文學劇本選《取德州》、廣播劇作選《顏真卿》、中短篇小說選集《運河漁鈴聲》、長篇小說《故瀆》、長篇傳記文學《昨天的公仆》等。其中以《顏真卿》、《顏杲卿》為代表的廣播劇系列作品，先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山東人民廣播電臺播出。2004年出版了我市第一部運河文化專輯《運河文化采風》。另外還發表了《東方朔評傳》、《東方朔畫贊碑與顏真卿》等一些學術論文。
    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一個標志。標志著中國人的文學生活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還標志著中國人的價值取向與國際社會的趨同和靠攏。
    我們曾經經過了噩夢一般的與世隔絕的時代。在那個“毀原道、滅人倫、禍民生、挖祖墳”的年代里，文學曾經變異為一種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工具。所有的主角們和配角們都說著幾乎完全相同的話語，做著大體類似的動作，有著基本一致的被“格式化”了的思維習慣。
    一句話，都必須奉命高歌那些欽定的“就是好，就是好”的東西！人的復雜性被徹底抹殺了，成了某些評論家口中的“肉干”。“工具論”的橫行無忌，是文學徹底墮落的標識。文學，墮落為可以模式化制作的一種特殊產品。“精神產品”“食糧”成了毒化人們精神的特殊制劑。
    莫言是“文革”后開始發表作品的。這個文學現象，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難道不是嗎？在此之前，我們僅有以“支書好，隊長壞，階級敵人來破壞”為基本公式的一些所謂“文學作品”。或許，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文學產品。
    這里是誕生了從孔子到屈原再到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燦若星辰的許許多多偉大作家的國度。這里是《詩經》、《論語》、《春秋》、《史記》、《三國演義》、《紅樓夢》的故鄉！諾獎也好，別的什么獎項也好，只要他還沒有淪落到睜著大眼看不見泰山的程度，只要他還沒有沉淪到半點良心也不講的地步，怎么能看不到中國和中國文學呢？！
    被稱為“三突出創作原則”的這個公式，竟成了曾經一個文學時代的一條具有不容撼動的權威性的所謂“鐵律”。
    在這種流風孽韻中，連朱時茂、陳佩斯在春節晚會上表演一段“吃面條”，都會七上八下、歷經磨難，導演黃一鶴先生覺得再折騰下去實在對不起這對青年人了，一梗梗脖子，眼含熱淚地“豁了出去”，“政治上出了什么問題，我給你們擔著……”才使這個開小品先河的作品得以面世。否則的話，中國人就連這一丁點兒歡笑的權利也給剝奪掉了。呵，可憐的我輩，在一個連“吃面條”都會產生“政治后果”的環境中，你怎么能妄冀我輩“作家”中，會出現一個莫言，一棵兀然獨立的紅高梁呢？！
    然而，莫言終于還是出了。他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過了五年就是大饑餓的年代。這樣的生活經歷，使他非常早熟地認識到：人生下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人類求生的本能。人類擺脫那些纏繞在身上的沉重桎梏的任務，也便歷史地落在這個年齡段的作家身上。他生逢其時，長成之際，正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那年，他才二十三歲！他因此較少受到毒化文學環境的“格式化”影響，因而易于擺脫。在十年“文革”中被禁錮的創造性勃發出來，給莫言和作家們創造了較好的、比較適合文學發展的“文學的大氣候”！
    從這個意義上說，幸虧有了莫言，才有了紅高梁，才有了諾獎的終于授予中國人！
    莫言是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作家。他談自己的獲獎體會時，總是念念不忘那個饑餓的年代。
    “不是我愛吃什么，而是沒有什么東西可吃。剛剛記事就是一九六零年……”這才是作家情懷，男兒肝膽！在他那篇震動中國文壇的《紅高梁》中，他通過對“我爺爺”、“我奶奶”等一系列藝術形象的塑造，大膽地張揚了人性，摒棄了與文學毫不相干的派性、奴性、這個性那個性，這才有了一棵傲然立于世間的紅高梁！從而令友邦人士刮目相看！
    也許，最值得人們記住的應該是莫言，顛覆了那個是非曲直完全被顛倒了的時代——用他的那棵舉世無雙的、生機盎然的、縱放橫姿的、蓬勃恣肆的“紅高梁”！或者，換一種表述：歷史選擇了莫言，和他的《紅高梁》，作為那個時代終結的標志。
□劉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