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上午，應德州市文聯、德州學院之邀，年已八旬的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榮譽副主席鄧友梅先生，在德州學院四樓報告廳做了題為“我的文學經歷”的演講，現場三百余人聆聽了鄧友梅先生傳奇般的人生歷程，對家鄉、對祖國的熱愛，對生活的感悟，以及步入文壇的過程。據悉，這是鄧友梅先生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公開演講，體現著他對故鄉的深情厚意。
　　11月2日，本報記者有幸于演講前獨家專訪了鄧友梅先生。鄧友梅先生歷盡人間滄桑，他的豁達與智慧、通透與超拔，對于生命的深刻體驗，對于生活的無比熱愛，對于文學理想的堅持，深深地感染了記者，整個訪談氣氛輕松而愉快。訪談結束后，鄧友梅先生為本報欣然題詞。現將部分訪談內容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鄧友梅先生在德州學院演講

　　鄧友梅小傳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鄧友梅的父親從山東到東北，拉洋車認識了一東北軍官，后來當了專職車夫隨著東北軍進了關，在天津鐵路上做工。1931年，鄧友梅出生于天津。不久，日本鬼子占了天津，鬼子工頭很兇。有一天鬼子毆打了鄧友梅的父親，全家待不下去，只好搬回老家德州平原縣。
　　在故鄉平原縣，鄧友梅受到抗日教育，11歲時便響應號召參加了八路軍，當了“交通員”，因為年齡小不會引起注意，可以在鬼子眼皮底下完成大人不能完成的任務。1943年底精兵簡政，鄧友梅年齡太小“復員”了。復員費是40斤小米、幾尺粗布，并被要求馬上轉移，于是他回了天津。在天津他被某工廠招收后，強行押送至日本山口縣一化工廠做苦工，后被送回山東一兵工廠。14歲的鄧友梅很快跑出來，翻山找到新四軍游擊隊，第二次參軍，成為文工團員。1946年，15歲的鄧友梅在《文藝報》發表了處女作《文工團員的一日》，丁玲加了編者按。
　　1949年，鄧友梅在新華社某軍隊分社做見習記者。1950年轉業后，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北京市文聯創作員。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進入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1955年，中央文學講習所畢業之后，為體驗生活，在一個建筑公司擔任基層領導。1956年發表短篇小說《在懸崖上》，引起重視。不久，被劃為右派，擱筆20余年。1962年，在遼寧省鞍山文聯工作。　　“文革”中受嚴重迫害，送盤錦等地改造，拔亂反正后得到改正，調北京市文聯任專業作家，黨組成員。1984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書記處書記，被任命為外聯部主任。
　　鄧友梅的文學創作成就斐然，眾多作品成為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追趕隊伍的女兵》、《那五》、《煙壺》連續5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作品譯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老撾等多種文字。

　　■談故鄉：“對我的作用最大”

　　記者：有一篇詩作稱“故鄉是腮邊的一顆淚”，那么作為德州老鄉，您對故鄉有著怎樣的心結與情感呢？
　　鄧友梅：我出生在天津，故鄉是德州平原縣。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故鄉平原對我的作用最大。我在故鄉看到了日本侵略者、漢奸對于老百姓殘酷的殺害、掠奪，在故鄉看到了中國農民那種艱苦的生活，而且在這么艱苦的環境當中，他們充滿了生活的信心，那真是頑強奮斗的生活。而且在故鄉我最先受到了愛國主義的教育，參加了八路軍，在八路軍講習班受教育。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觀念、素質，我覺得是故鄉的生活所給予我的。
　　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下意識地把當地跟故鄉去比較：這個跟我們故鄉比起來，這個怎么怎么樣。這個比較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比如到有的地方，看它那個自然條件那么好，哎呀，我們的家鄉的自然條件那么壞，老百姓那么艱苦，這要是我們故鄉的人在這兒的話，會怎么富裕等等。總是拿故鄉做一個對比。而且呢，記憶中的故鄉總是最美的一面，沒有缺點。甚至于前幾天有報紙報道街上有人受了欺負，一群人圍著看，沒有一個人出手。看了報道，心里就想：這要在我們故鄉，早就有人打抱不平了，怎么能這樣！咱們記住都是家鄉人的好，恰恰是這個觀念培育我們盡量保持故鄉的優良傳統。實際上，生活上最難的時候是在家鄉的那段時間，但是記憶中還是家鄉好。

　　■談人生：擁有信念就不會悲觀

　　記者：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結構轉型，當前社會價值觀出現多元化趨勢，那么我們對此應當如何認知與把握呢？
　　鄧友梅：目前社會狀況，我覺得整個氣氛的自由度、和諧度，每個人對于現實、對于自己、對于各種事實觀點自由發揮的空間，都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么寬闊，這么松快，這是一個極好的現象。
　　但與此同時，也就產生一個問題，青年人對世界的認識，對人生的追求，如果沒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強有力的引導，就容易走向“自流”，而不是自由。一個人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和確定自己的人生觀念，需要接受一代一代人多方面的歷史知識、倫理觀點。老實講，這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完全放任自流，處于自然狀態，想怎么樣就怎么樣，這樣就很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大家自由是自由了，反倒沒有了一個強有力的人生奮斗目標。失去方向性以后呢，對他自己的生活本身，對他精神生活本身不是帶來了愉快，反倒是帶來了惆悵、困惑、迷惘。
　　人的一生有兩個需求，一個是物質的需要，一個是精神的需求。只有精神的需求沒有物質的，這個人活不下來，無法實現。但是只有物質的滿足，沒有精神上的滿足，這跟動物區別就不大了。如何樹立自己的人生的目標，尋找自己人生的意義，我覺得對每一個年輕人來說都是不可躲避的一個問題，你躲避了以后自己關上門也會感到空虛。
　　記者：在您的人生歷程中，可以說多災多難，特別是在兵荒馬亂的年月中，您認為人生最可寶貴的是什么？您有沒有過絕望的情緒？
　　鄧友梅：? 最寶貴的是人生信念。我的一生經過了許多災難，戰爭的時候，隨時都有性命之憂。新中國成立以后不久，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到“文化大革命”遭的罪就更不用說了，還能堅持活過來，靠的就是信念，并沒有因為這些就徹底絕望悲觀。
　　什么信念呢？我覺得我從小參加革命部隊，培養了我兩個信念。一個是人活一輩子，總要做一點兒對于社會對于國家有利的事情，用老百姓的話說，做點兒積德的事兒，每個人活這一輩子都應做點兒積德的事兒，不做缺德的事兒，那樣咱們整個社會就會更美好。
　　再一個呢，就是相信只要你奮斗下去，你的目標是正確的，不管有多大的磨難，最終你會創造出你自己的成績來。這個不一定是非要達到什么高度，在你的能量所及的范圍之內，你只要努力下去的話，世界不會虧待你的。
　　人的精神信念，比他物質需要的重要性絕對不低。我的人生體會就是，人只要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再艱苦的情況之下，咬咬牙一定會沖過去。
　　記者：樹立堅強的人生信念顯然非常重要，那么又該如何樹立呢？
　　鄧友梅：這個人生信念怎么取得呢？確實還是要多進行一點兒學習。我們不說哪一種信念最好，但你總要有所了解，通過讀書，通過各種媒體材料，了解一些歷史上以及現在這些成功的人，他們的信念是怎么得來的，他們為什么要有這樣的信念，為什么會堅持下去，從別人的經歷上取得一些教誨，理解一下人生的真義，這樣的話你才豐富你自己的精神世界，你才會有所思考。

　　■談文學：要對生活有真情

?????? 記者：作家創作要有什么樣的準備，或者說從事文學事業最關鍵的要素是什么？
　　鄧友梅：從事文學工作的作家、詩人，大概有兩個武器，一個武器是你的表現功底，你的文字能力，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你的情。你對生活有沒有真情，如果你的生活感受里面沒有過真情，不管是喜是怒是悲是哀。如果你都是看人家怎么悲哀，看人家怎么喜樂，你去描寫，我覺得這樣的作品很難動人。你自己真正喜歡過，你真正打心里頭悲哀過，有過這樣的感情經歷，即使是寫別人，你也能寫出真情實意來。從我個人來說，我這個作家不是有意識要當，是自然而然的，那是過去生活當中激動過我的，我心里忘不了才寫出來。
　　上世紀五十年代倡導體驗生活，后來我發現生活不是體驗的，下去體驗下去采訪，我也做過，這些東西有的拿回來也寫了，可以寫得故事很好看，但寫得并不動人。真正我后來寫好的東西，恰恰是我沒有采訪，一開始也并沒有打算寫的，但一到激動時自然冒出來，這個反倒是能寫好的。你有意識為了要寫而去體驗，不會寫好。看到別人哭，你可以同情，但是你體驗不到那個苦在心里的滋味是什么。
　　記者：目前各種文學獎項不少，前段時間魯訊文學獎在詩歌方面就引起了一些爭議，應該怎么樣看待呢？
　　鄧友梅：對于文學獎項，這個就很難說了。我曾經五年連續得獎，但是沒有一次是我打算得獎的，完全意外，我真打算得獎的那個常常是得不了獎。這個獎呢是對文學寫作某一些方面的一種鼓勵，得了獎的人當然是非常高興的，沒有得的話，也不必太在意。因為每一個評委都有自己的觀點，你可能贊成這個，我卻看不上這個。評委代表了不同讀者不同觀點不同興趣。
　　這次魯獎最大爭議是網上稱車延高詩歌為“羊羔體”，但是他的其它作品感情還是很真摯的，我覺得當了這一級的官員還能有這樣真摯的感情，要我的話我也給他獎，真不簡單，有很多人當了官以后他就沒有這個真實的情感了，我覺得可貴的恰恰是這一點。■采訪： 張富濤? 高艷國?? 攝影： 王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