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衛運河兩岸,曾先后出土了兩通丹陽公祠碑。一通是1973年在武城老縣城運河河務局門口發現的《丹陽公祠堂記》石碑;另一通是2009年在故城縣子游廟村出土的《重修丹陽公祠堂記》石碑。兩通石碑出土地相距約5公里。
丹陽公即孔子的著名弟子子游。子游(公元前506-? )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稱“言游”,春秋末吳國人。子游比孔子小45歲,是孔子七十二賢人和“孔門十哲”之一。曾為武城宰,提倡禮樂教化,井有弦歌之聲。轉述了孔子關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的論點。《禮記·禮運篇》所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說系子游所記。孔子曾稱贊他:“吾門有偃,吾道其南。 ”
兩通丹陽公祠碑
《丹陽公祠堂記》碑高2米,寬0.97米,厚0.27米,頂部為半圓形,楷書陰刻,由元代大學士王鄂題撰,記載了子游出任武城宰時,以詩書禮樂琴弦之聲教化民眾之事。碑文寫道:武城為邑,民不滿千家,地不過百里,無山林保障之美,金玉珍怪之富。然與名州巨邑并稱而不泯者,特以我丹陽公子游嘗為之宰故而。舊縣治有廟,居弦歌臺之巔,朱衣大冠,像設甚飾。素乏碑志,以謹其始末,或有而廢于兵燹。歲月滋久,田夫里嫗無所取證,往往舛為不經之祠。有識者率用為慎,然未有以厘正。
《重修丹陽公祠堂記》碑高1.80米,寬0.70米,厚0.20米,上部雕刻二龍,二龍中間有一塊長0.3米,寬0.2米的平面,刻有“重修丹陽公祠堂記”八個篆字陽文,碑文為陰刻楷書,落款為大吳兼修史周洪謨撰,大明成化元年乙酉冬十有二月既立。周洪謨對子游執政推崇儒學文化,發展與傳播孔子學說,用弦歌之聲教化民眾的做法給予高度評價。碑文寫道:昔者吳公言子游為勾吳人,而悅吾夫子之道,北學于中國,卒能以文學擅科而得夫圣人之一體,至其宰武城也……自公之沒余一千年,而蕞爾武城奉祀不怠,豈非道之在人心者不泯!偕縣僚李縉、劉智、典史段鑄捐俸以新其屋宇,飾其像位,每月朔望率父老諸生結拜祠下,春秋致享益嚴無懈,可謂景慕效法而見諸力行者矣。
《丹陽公祠堂記》和《重修丹陽公祠堂記》碑文中都轉述了《論語·陽貨》中“禮樂為教”的論點。 《論語·陽貨》記載: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子游宰武城,夫子入其境,聞弦歌之聲,喜而戲之,殺雞何必用牛刀(治理區區小邑,何必用禮樂大道)?子游回答:以前先生曾教導,君子學習禮樂就懂得寬容和仁慈,對人就更友善;一般人學習禮樂就能明辨是非,就能夠更好地做事。孔子說:弟子們,偃說的極是,前言玩笑而已。
禮樂化民興武城
子游尊崇儒學,倡辦教育,推引學道愛人之語,以詩書禮樂熏陶其民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自唐代開始,子游獲得了多個朝代的敕封。唐開元八年(720)子游被列為十哲進入孔廟,開元二十七年(739)追封為吳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被加封為丹陽公,南宋咸淳二年(1266),稱為吳公。元大德年間被封吳國公,明嘉靖年間封為先賢言子,清代承襲明代封號。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批準在言偃后裔中設五經博士一員,世代承襲,用以奉祀先賢。
因武城縣既有運河之便利,又“地以先賢重”,所以四面八方的人“迢迢驅馬來”,明代大學士李東陽“側耳聽弦歌”,井陘主簿陳邦政“崇禮衛水涯”,清夏津縣令劉信烈“俯仰不勝情”,南來北往的官員文人無不稱贊武城縣 “冠蓋崇遺學”。
武城不但出現了賢達匯聚,商賈云集,檣帆如林的繁榮景象,更留下了眾多瞻仰吳公祠、尋訪弦歌臺的歷史篇章。元代翰林學士張起巖在 《重修弦歌書院記》中記載,“丹陽公祠(即子游祠)舊在武城縣城西十里,故縣中,歲久摧壞……,乃擇地縣治異隅創新祠,設像其中即祠所構書院。以(元代)泰定乙丑春(1325)興役,迄明年(1326)夏告成。……夫以周之季世,列國爭雄,功私是尚,以吳人乃能獨悅周公之道,北學中國,身通受業為孔門高弟。 ”明代大學士李賢《重修武城儒學記》寫道:“昔者言偃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而民皆化之,興起弦歌之聲,……吾君果能體言偃之道以教民,而民之所感化者必不異於言偃之時,所化之民,是能繼言偃芳躅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盡管歷史湮滅了子游祠,風雨侵蝕了弦歌臺,但兩通丹陽公祠碑的出土,足以說明在武城縣衛運河兩岸具有尊崇儒學的悠久傳統,具有崇德尚義的歷史淵源。
□姜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