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福

在我們那個不足400人的小村里，我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在部隊提干的軍官，弟弟李義國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第一個正式錄取的大學生。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家庭，應該說是“祖宗墳上冒了青煙”，令人羨慕不已。鄉親們茶余飯后閑聊時，總是像取經似的問我父親：“你的兩個孩子這么有出息呀，你有啥高招？”父親的回答也總是直截了當：“大人心懷敞亮，孩子前程明亮。”

1981年我高考落榜，決定回校復讀，以備再戰。而到了當年11月份，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開始了。由于受當民兵連長父親的熏陶和影響，打小就懷揣著當兵的夢想。所以，我決定棄學從軍，并得到父親的鼎力支持，母親只是覺得我當時不滿十八歲，還是個孩子有些舍不得，也倒是沒有阻攔，可我已上了年紀的奶奶好說歹說就是“不松口”。奶奶跟我父親說：“孩子養大了，當兵一走，要是留下回不來，以后誰給你倆養老呀？早時候，我從東北把你帶回老家就是防老。你們還是給孩子娶個媳婦成個家，守在身邊安穩。”可我父親心里明白：讓孩子出去闖一闖，見見世面，奔個好前程，比什么都重要，把孩子拴在家里能有多大出息啊？于是，父親瞞著奶奶給我報了名。直到我穿上新軍裝，戴上大紅花向奶奶告別時，奶奶還是滿心地不情愿讓我走。她拉著我的手，老淚縱橫地說：“福啊，出去見見世面就回來呀，聽奶奶的話！”我也流著淚向奶奶不停地點頭。在沈陽軍區空軍當兵的第五個年頭，我由義務兵轉為志愿兵，由農村戶口變成了“非農業”。聞此消息，父母心里豁然開朗，整日歡天喜地的，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而奶奶卻愁眉苦臉了好長一段時間。

兩年后，小我五歲的弟弟李義國參加高考，被哈爾濱的一所大學錄取。這個時候，我奶奶已經去世，“插手”阻攔弟弟上大學的換成了我的三舅。他懇切地對我父母講：“老大參軍留在部隊回不來了，這個小的可不能再放跑啦。為了年紀大了有個照應，你們可不能犯傻呀！”中午父母親留我三舅在家吃飯，幾杯小酒下肚，心里一熱乎，三舅竟然淚水漣漣地哭了起來，邊抽泣邊嘟嚷：“你們倆現在不聽我的勸，到老了沒人管的時候后悔就來不及啦。”然后又轉過臉對我母親說：“你是我的親妹妹，疼得著，我也是為你倆想得遠呀！”母親聽著并沒表態，而我父親心有“定盤星”，他想亮堂的事，誰勸也不管用。父親拉著三舅的手，用感謝的口吻堅定地說：“三哥啊，這事您就不用多想啦，我心里敞亮著哩。”在父親的堅持下，弟弟如愿以償地圓了大學夢。

1991年我從沈陽空軍部隊調到濟南聯勤部隊，訓練學習之余撰寫新聞稿件，因成績突出被破格提干。后來，我在團職崗位上轉業，并落戶省城，擔任一家雜志社的主編。弟弟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濟南一家大型企業，開始涉足國內剛剛興起的期貨行業，很快成為山東業內的領軍人物。

回想我們哥倆都“學有所成，小有成就”的經歷，還真是應了父親的那句話：“大人心懷敞亮，孩子前程明亮”。我們打心眼里感謝、感恩、感激雙親的初心和意愿。我們哥倆商議讓父母親把責任田承包出去，搬到濟南與我們同住，享受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可他們總是以“到城里生活不習慣”為由而推脫，其實是怕牽扯我們的精力，影響我們的工作。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2006年的年底，父親在一次查體時竟然查出肝癌晚期，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一家人痛苦萬分。為了使父親得到最好的治療，我們哥倆把父親接到濟南，找到權威的醫院和專家進行診治，但最終還是沒能挽回他老人家的生命。

父親走了，他卻留給了我們豐厚的精神遺產。為了留下一個永遠活著的父親，我為父親樹碑立傳，并很快寫就了《一生守望一一我的父親李大香的普通生活》，且出版發行，以此紀念我們親愛的父親。